启蒙思想家龚自珍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号定庵（ān）。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龚自珍是中国传统思想内部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第一位启蒙思想家。
说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内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明末以来那些启蒙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虽然对中国的政体制度、教育制度、人的行为观念等做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的反叛情绪来自个人命运受挫的直观体验，而不是更为深刻的理性自觉。他们所提出的方法，也是远溯上古“三代”的虚无飘渺的幻想，基本上类同“太平天国”式的不负责任许诺，用龚自珍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以龚自珍为例，他的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科举制和官场的腐败风气，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科举不顺，屡考屡败。他的个性狷介张扬，不屑于逢迎媚上，结果在官场里混不好，总是晋升不上去，是这种个人际遇，让他对现存的社会及制度产生怨怼之心，进而大加挞伐。而他对未来的理想是渺茫的，比如寄希望于山中的“隐士”，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礼贤下士的那种类型的国君的出现（这样，才能给大臣些面子，让他们坐在对面说话，而不是跪在脚下听旨）。他其实是这样一个人：要嫖娼喝花酒，就大大方方、公开地去干；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官场那些虚伪的同事，既当了婊子，还装腔作势地立牌坊。他这种个性确实不太适合当官(官场本身就是个大牌坊，您把它给拆了，还有官场吗?)，以至于他的知己林则徐也仅止于和他保持思想上的交流，当龚自珍提出入其幕府，南下参与禁烟，遭到了林的婉拒。
龚自珍所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内的旧式启蒙，或者说是一种旧式反叛的思想，它源于一些在旧体制内没有获得较高的利益、处于失势地位，个性又比较放纵张扬、更忠实于自己心里真实想法的文人。这些人对旧体制的批判部分是因为个人的发展要求受挫，部分也是源于他们不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要求（比如龚自珍所写的《病梅馆记》所表达的张扬个人生命天性的主张，这一点值得认真关注，因为后来中国的历次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真正的人性基础也是这一点：五四运动对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就是“恋爱自由”；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实际社会层面的表现也就是可以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公开表达爱情；直至今天，衡量某一地区开放的程度，就是那一地区洗浴中心的多少等等，这是中国思想对现代性的真实理解），这种思想最远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陆九渊、朱熹等人，其实都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宋代以前是没有这种“启蒙”式“反叛”思想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上的扩张期，汉唐雄风激荡下的中国文人，既便有个人的痛苦，也都默默地吞下，转化为诗歌中对生死无常的感叹。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个社会中的失势者尽管有对自己命运的不满，但他们认为那是人类共同的现象，不会对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文明共同体产生质疑。而宋代以后，汉文明失去了扩张的能力，始终处于异族的强大压力之中，因此，这些失势文人的抱怨、牢骚，便有了另外一种新的文明对应物作支持，他们所质疑的“本朝”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参照下就变成了“本国”。如果不是后来的鸦片战争，龚自珍就和那些思想前辈们一样，也默默地风干在中国历史文化固有的进程中。
使龚自珍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的是鸦片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打破了大清是天朝盛世的神话。而所谓“打破天朝盛世的神话”，也只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在当时，清廷把鸦片战争仅当成是一次具体办事官员处事不当的“边境局部冲突”，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所蕴含的国家危机和民族危机，按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处理说法就是“危机已经过去，现在仍是天朝盛世”。对后面一连串的危机也是如法炮制，比如以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镇压了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当时朝野上下共庆，出现了“同光中兴”。在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王朝又延续了七十年的寿命，在这七十年的绝大部分时光中，朝廷的主要宣传基调是：现在国家已经实现了“中兴”，又回到了“天朝盛世”的时代，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官员、绅士、读书人和农民是认同并相信这种说法的，他们依然过着考科举、当官搂钱、多娶老婆多生孩子的正常日子。
当然也有少数头脑明白的另类，比如精明能干的官僚李鸿章、左宗棠之流，比如在重重危机下不断觉醒的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眼前这一切和官方的说法大不相同，他们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正是这些人接受了龚自珍。因为龚自珍早在先前二十年就指出，这个国家不是处于盛世阶段，而是处于“衰世”阶段，“衰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扼杀人才，扼杀真知灼见，以致于朝野上下，不仅没有有才干的官员，就连市井之中都没有有才干的小偷。李鸿章、左宗棠这种实际办事的官员，对大清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了解并不比龚自珍少，因此，从心底里是同意龚氏的见解的，但他们能讲到台面上的是龚自珍对于边疆危亡的先见之言，是龚自珍最先意识到中国边疆危机并最早倡言在西域（新疆）建省的，后来左宗棠等人落实了这一构想，对龚氏的先见之明，李鸿章、左宗棠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梁启超比左、李时代略晚，他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接受了龚自珍，最能触动他的也是龚自珍对“名为盛世，实是衰世”的现实批判。所以，他说初读龚自珍的文字如同受到电击一样震动。但是，他也发现了龚自珍思想缺乏后劲儿的毛病，进而评论说，再读下去，就不满足了，感到龚氏思想失于肤浅。
简言之，龚自珍之所以能被清末直到现代思想界认为是近代启蒙第一人，是因为他对当时“天朝盛世”的大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有极大的局限性，除了指出这是一个“衰世”，需要迎接新的时代外，他没有贡献出任何新的东西。他之所以被封为是中国近代启蒙第一人，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新的思想，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时代：西方列强挟雷霆万钧之力紧跟在他的批判之后，把中国推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幸运地以自己的敏锐和真诚，站在了这个大潮的最前端。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他的命运和黄宗羲、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旧式的王朝末世的“反叛”思想家。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龚自珍的思想标志着中国思想启蒙的最高水平和最后阶段。所谓最高水平，倒不是说他比前辈思想家们高出多少，事实上，他和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甚至陆九渊、朱熹他们水平差不多，中国思想的自我启蒙从开始到终结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上，充其量只能为一个新王朝的善政提供些可借鉴的意见，没有任何新的文明要素。而所谓最后阶段，是指在龚自珍之后，再也不能这么思考问题了，不是说中国的旧式读书人（也包括今天的新式读书人），不那么思考问题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那么思考问题的），而是说，那样思考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面临的真实危机必须有新的思想才能解决，而龚自珍所代表的旧的思想模式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当中国思想家在内部体系中走投无路时，外来的西方文明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现代化历程。这个开端人物是魏源，他以煌煌百卷的《海国图志》当仁不让地立于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最前端，而其中的一个枢纽人物是林则徐，他们两人与龚自珍又都是好朋友。
龚自珍对林则徐的影响是他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对于龚自珍的很多思想，林则徐是认同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对时代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但林则徐对龚自珍的个性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只保持着思想上的交流，没有实际政治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龚自珍没有缘分亲临抗英第一线，亲身感受新文明的压力。在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开始了了解外国文明的过程（尽管林则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不无偏颇之处，如他与徐继畬的分歧），他将自己收集的国外报纸交给了魏源，魏源在此基础上，开始编辑《海国图志》。命运又给了林则徐更丰富的经历，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被发配到新疆，在那里，亲身体会到新疆问题的重要性，他把自己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心得又交给了左宗棠。龚自珍的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对时代的批判，一个是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关心，都通过林则徐这个枢纽传承了下去（当然，龚自珍与魏源有直接交往，两人的个人交情可能比他与林则徐深一些，魏源可能直接接受了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但他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则是源于林则徐的推动）。
从龚自珍的走投无路，经林则徐的枢纽转换，到魏源得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果实，中国思想有了新的希望，然而，事情的后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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