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经商，祖籍福建，后经四川迁至贵州黄平县。父亲名赖嘉荣，他在我1900年出生前五六年就迁来贵阳，在贵阳大南门开设了一个杂货店，招牌名“赖兴隆”,并兼营零星鸦片和银钱生意。
1915年我在该店随父学徒，1920年父亲去世，我继承“赖兴隆”产业，改专营银钱业务。当时我并无大量资金，不过是信用昭著，随时得人帮助，业务才逐渐扩大。
1930年，开设在贵阳盐行街(现中华南路)“天福公”大盐号的总经理周秉衡，在“天福公”未倒闭前，就在仁怀县茅台村找当地人买有一个破烂酒厂，取名“衡昌”,时间大约是1920年前。
1930年“天福公”倒闭后，他立即增资修建厂房，大约花了二三千元把原来的旧的三间房子修好，酿造茅台，这段时间，他经营烤出之酒数量不大，年产约一二万斤，质量也很差，与当地和贵阳一般酒比较质量高不了多少，因而推销不开。
这时周在贵阳赋闲，乃托王珍荣介绍，后又亲自来和我商量接洽，拟将茅台村“衡昌”酒厂，及三合县“黔昌”锑厂与我投资合营。我想：茅台酒是贵州 特产，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生产不多，本人早就有干一番实业的雄心，这恰好是一机会，但又顾虑周资金不足，我要吃亏，考虑再三，我同意共集资8万元，于1936年正式成立“贵阳大兴实业公司”。我任总经理负责内部，周秉衡任副总经理负责外庄，决定以生产茅酒为主，商业为辅。当时茅酒年产量达到5万斤左右，但酒的质量仍然提不高，还是推销不开，年终盘点，总得积压半数之多，资金积压无法周转。周秉衡找我商量是否将酒厂放弃，我认为这是一项实业，决不能放弃。
周又单独去找我二弟赖贵山、三弟赖雨生收买，因他们从未办过酒厂，均无把握，不敢收买。这样等了半年，也未卖掉。周秉衡只得请了帅灿章来同我商量，由高昌兴作证人，立契约，从此酒厂、锑厂产权归我。
茅酒厂产权转入我手后，我就改名“恒兴”酒厂，继续派葛志澄任经理，并增加资金，扩大酒窖，逐步由6个增加到23个，又增加了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
年产茅酒七八万斤。但是这段时间茅酒仍然过剩，资金 继续大量积压。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贵阳搞了一次大减价，八角一斤，那时“成义”酒厂是售一元一斤。
我独资经营初期虽然努力干，酒的质量仍无多大提高，和“成义”酒厂的茅酒相比要差些；和“荣和”酒厂的茅酒比，要高一点。这时来贵阳买茅酒的客商很多，但仿造假茅酒的也不少。外来客商不识真假，把假茅酒买去，非常气愤。
当时贵阳伪造茅酒高手有两人，一位叫金惠章、一位叫王少珊，伪造比较巧妙，他们用高酒掺和在茅酒里，统称贵州茅酒，价格较低一点，因此我和“成义”两家酒厂受到很大影响，而“荣和”主要是销遵义、重庆等地，受损较小。
在旧社会，个人只管赚钱，根本谈不上什么信誉，以假冒真无法制止。不但在贵阳盛行卖假茅酒，以至由贵阳到临近几省的途中，酒店都卖假茅酒，有的印商标冒充，有的干脆回收吃光酒的空茅酒瓶，一角一个，然后装上高梁酒冒充茅酒，获利很厚。但是高粱酒一斤价一角二三，包谷酒一斤价才八分，而茅酒一斤价是一元。他们赚钱不少，害苦了我们两家，酒更加销不出去。真是和尚的脑袋—无发(法)。
一天，我去馆子吃饭，忽然别桌 打起架来，把桌子都推翻了。我去察 Ma 看，双方都是为了猜拳，一个说他输了拳不吃酒耍“赖毛”,还把酒淋在他的头上；另一个说他输了拳不吃酒还骂他“赖毛”……
回来后我想，吃酒、打架、赔钱的是“赖毛”,“赖毛”二字是我联想到姓赖的茅台酒，不也是“赖毛”二字。将“赖茅”做商标正好合用，又特别引人注目。想好之后，就计划做商标，经过研究，酒厂名仍叫“恒兴”,賴 酒名就叫“赖茅”,以示区别其他茅酒，再印上“大鹏”商标，以示远大，号 并加上科学研究等字。为了慎重，当时我在香港有庄，把样品寄去，交他们在香港印20万套来贵阳。把原来的茅酒重新换商标。我仍不放心，怕又有人伪造，我就找当时贵阳有名的律师马培忠
当法律顾问(马又是省参议会秘书), 每年付给500元的保险费，并由他登报申明：如察觉伪造“赖茅”,律师出面，追究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我又积极研究提高茅酒质量的办法。当时贵州土匪甚多，路途不便，我就通知葛志澄，郑酒师把我厂出的新酒、老酒、爆酒三种各运十斤来贵阳，我亲自研究。经过两三个月的研究，兑尝，又请很多吃酒的友人试尝品评之后，决定叫葛志澄和郑酒师照我的办法去做，并要他们照此法先运1000瓶来贵阳试销，果然不错，以后他们都是照我的办法兑酒。
这儿，我把茅台酒的来源及酿酒方法介绍如下：
一、“茅台酒”之来源：“茅台酒”确实是从山西雇了酿制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本地酿酒工人研究、酿制而成的。但因为水土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又经后人的发展，很多方面就不同于汾酒。
二、“茅台酒”之酿造：首先要选择好地势，在指定地点挖好窖，检查不浸、不漏达到合格后，才将高粱蒸好，下到窖中。小麦造曲，由酒师对放药料，酒师各有祖传秘方，我们的药料内要放肉桂、巴岩香等料 烤一斤茅酒，需要高粱二斤，造曲需小麦三斤以 上，发酵时间需要一个月，自下沙起至丢糟止，要九个月方能完成，由于它发酵长，用曲多，加上其他原因，分因此烤出之酒其味香醇无比。
三、存储时间和渗兑方法：烤酒时，仍泼进窖
去，名叫回沙，经过回沙后所获之酒，要用大土装好，必须将老酒渗兑，要不暴不辣，必须用嘴尝试，以口舌品达，若能达上20几下都还有味，方为合格。合格后，用油皮(猪尿包)盖上罎口，又将黄泥封固，罎口外吊上标签，写上年月日所生产之酒，以备查考，存得时间越久越好，越陈越香。
四、包装：出厂必须用土瓶包装，虽不美观，但是久不变质，可保酒味香醇，若改为玻璃瓶包装虽然美观，缺点是遇阳光晒后，蒸发变味。这是我们多年未能改装之路。
1941年至1942年，我开始为“赖茅”打开销路，经我运往的有重庆、汉口、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并运了1000瓶去香港销售，陆续共运去三万瓶，初告成功。再继续运三万瓶去上海，交几个大公司试销，销路较好。
这段时间除我换新商标，请客送礼之外，运输过程中打坏损漏约三万多元，新建厂房、加窖共去二万多元，积压的资金付息三万多元，酒厂的流动资金是采取借贷的形式。每年送礼约一万元，因此在1942年前都是亏损的。1942年后，销路打开，才有盈余。“赖茅”为了和其他茅酒竞争，我在贵阳经销处办过一次大廉价，销售三万多瓶，使人印象很深；同时我在其他城市推销，也采取登广告、放电影等宣传形式，各地纷纷派人来贵阳订购“赖茅”,过路客商也要争购“赖茅”,因为对“赖茅”的质量信任，携去送人觉得名贵，大方、美观。甚至友人向我开玩笑，也要引用“赖茅”二字。
我厂生产高峰是1945年，年产量达到13万斤左右，“成义”酒厂年产大约一万斤左右，“荣和”酒厂大约五六千斤左右。当时我在贵阳小井坎“怡兴昌”银号隔壁设有“赖茅”经销处，各地办分销处。
1946年后，由于法币贬值，我便稳住茅酒生产，另一方面，因我业务繁多，对茅台酒厂的工作未能进一步推进、到1949年“赖茅”年产量仍是十二三万斤。
1950年国庆前，我送给贵阳市人民政府50瓶“赖茅”,市人民政府用飞机运到北京，我赴京参加国庆观光，在怀仁堂礼堂见到用“赖茅”编成两个五星摆在那里。这次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西南代表团。朱总司令亲自招拂我们西南代表团喝酒，他说：“我知道你们西南来的喜欢喝茅酒，我这里有。”立即叫服务员拿来茅酒招待。在座的向朱总司令介绍我，这就是赖永初先生，他就是“赖茅”老板。朱总司令亲切的问：“为什么叫‘赖茅’?”我说：“因为原来贵州办茅酒的多，有真有假，因此我就把我办得茅酒改名赖茅’,以防止冒充。”朱总司令笑了一笑说“你叫‘赖茅’,人家还称我叫‘朱毛’!”
我听后觉得有点拘束，一时不知怎么说。
朱总司令说：“没关系，没关系!全国谁不知道朱‘毛’,就是我朱德和毛泽东主席!”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他又招呼我们喝酒，然后才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