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饮酒风尚伴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汉朝统治者不断调整酒政措施，以适应经济社会与百姓生活的变化。在现实执行中，不仅充分考虑饮酒影响的双重性，而且也兼顾到酿酒业对于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的巨大贡献。而汉代酒政更是对于后世酒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年，尤其“文景之治”时期，朝廷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曾经多次颁布禁酒法令，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经济发展和治安稳定，也出台了许多地方性的禁酒条令。
从西周建国初期摄政王周公旦发布的《酒诰》起，历代政府都会严格执行禁酒令，但考虑到饮酒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往往通过礼乐等形式加以限制和约束。即使在周室衰微的东周时期，畅饮也被认为是礼崩乐坏的事情。
西汉建国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废除秦朝苛政，实行疏阔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民休养生息。但惟独禁酒令则不在蠲除之列。但随着经济复苏和民生富足，各级政府颁布的禁酒令引起了老百姓的普遍反感。于是到了汉宣帝时期，皇帝亲自下达诏书：“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
与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则是汉代酿酒业的兴旺发达。据《汉旧仪补遗》记载：“太官主饮酒，皆令丞治，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太官的职责是控制官营酿酒业和国事用酒，下辖劳动力多达3,000人。《后汉书·邓皇后纪》记载：“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可以窥见官营酿酒业的经费开支。太官所监酿的酒，不仅要用于皇室、国事，还要用于朝廷赏赐。《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赏赐“年八十已上……酒五斗”。诸如此来的事情，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比比皆是。
除了朝廷酿酒之外，各地政府也有自酿的官酒。《汉书·食货志》曾有记载，王莽时期，有人建议“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官府酿酒规模可窥一斑。
民间的酿酒业更是兴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富比千乘之家。”刘向《列仙传》则形容：“梁市上酒家……作酒常美而售，日得万钱。”
由于看到了酿酒业的规模、产值和利润已经对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及高额的利润回报，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即官府控制和垄断酒类商品的流通，通过行政手段将民间生产的酒全国收归官府销售。是为西汉榷酒制度，也是我国酒类专卖制度的开始。
榷酒制度确立初期，确实达到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限制酿酒的目的，但由于榷酒制度阻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沟通，极大地伤害了酿酒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酒的质量严重下滑。于是在执行了18年之后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即从酒类专卖转向从量计征的税酒政策。
从榷酒转向税酒，国家财政收入是否下降，目前没有确凿的史料加以证明。但较之榷酒，税酒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有利于酿酒业的规范发展，也更有利于国家调控经济利好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