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分三个部分，为造酒、礼酒与饮酒。酒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是因为它身上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是物质属性与行为属性上升到一定意识层面固定下来的认知。文化属性在历史进程中是会更改的，传统不会一成不变。窃以为当下叫喊“酒文化”最甚的是市井酒徒，对酒当歌，那歌非人生之志，亦非陶情冶性，而是交易与“酒依赖”。为文化的清白计，须以辩证。
酒之酿，始于原始社会。“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指的是两位酒的发明人把酒奉献给人类。后人从曹操的《短歌行》中认识了杜康，却不认识仪狄，她是大禹时代的人。王粲《酒赋》说，“帝女仪狄，旨酒是献。”帝命他的女儿仪狄造酒，以献天地间。用今天的话语来解读，这是远古以来先人对酒的发酵认知及技术掌握。说得更高深一点，是对微生物学的探究与实践。
酒的发现才让人懂得什么叫陶醉。最初的酒并不是鼓励人们饮用的，王粲《酒赋》的下句就说：“芘芬享祀，人神式宴。”《尚书·酒诰》说，“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首先是祭祀用的。宋朝人朱肱对此解释道，“言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庶邦庶士，“无彝酒”。无彝酒就是不要经常饮酒。试想一下也有道理，如果庶民之辈也以酒为乐，那么与神也就无异了。礼神祭祀的庄重岂不成了一场闹剧？
最先偷酒喝的还是那帮制定规则的人，是他们把祭祀、典礼的酒喝掉，而且一发不能收。殷纣王设肉林酒池，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你有忧乐，庶邦庶士如何没有忧乐？把酒喝到肚子里，才知道这个东西忧乐参半，有时候还会坏事，因此朱肱说“酒味甘辛，大热，有毒”。有什么毒？多饮能致疾，多饮能误国。我们不太同意曹操的说法，酒浆下肚，忧还是忧，解忧须良策，良策的智慧靠喝酒是喝不出来的。然而有些酒徒很喜欢曹操这句话，引为嗜酒的经典，每欲饮酒总念叨几遍，于是暴饮就合礼合规了。礼酒的文化在这里就被酒徒们破坏了。
自从有了酒，就有了酒律。酒律是对饮者的规范，不仅有“无彝酒”“祀兹酒”的戒诰，还有器皿的提示。祭祀的时候有一种船形的酒器，叫舟彝，以此盛酒是告诫饮者勿多饮、戒其覆。还有一种叫做罍的杯，是告诫饮者戒其淫，淫以迷乱，淫以至祸。饮酒一旦成风，酒文化就分成了截然两道，一种是以酒奠志的豪气文化，一种是醉生梦死的反酒文化。两种文化并行着影响了中国千年的文化史。当有人高喊着“酒文化”以尽醉醺之快，其实只是他的酒囊之欲。真正酒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饮酒无度的警示。韩非子说，“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失其身，是失掉自身的尊严，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
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开宗明义把酒的正道厘清，接着就把酒的邪说挑明，“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李太白说“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他大概不太同意诸葛亮的忠告。酒让他放浪形骸，他一面做着诗人，一面做着醉客。当代酒徒只看到他醉客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诗性的另一面。还是他的老朋友杜甫看得准，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醉了吗？他没有醉，他是装醉，以此傲视王侯。换成别人，醉成烂泥，听到圣旨到，还不赶紧下跪，谢主隆恩。李白没有谢主隆恩的习惯，如果有这种习惯，他早就“上船”了。在沉香亭畔写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三首《清平调》是给了他们好大的面子，之后就上演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靴子的闹剧。大概他的确是喝醉了，在沉醉中嘲弄那些宦官，有如此胆量的唯有这位诗仙！
比李白早生百年的刘伶是个靠“饮者留其名”的人。史载他曾在建威将军帐下做参军，主张无为而治，归隐竹林，整日与阮籍、嵇康等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谓之“避世”。无为而治是老庄的思想，核心观念是告诉君王，不要与民争利。刘伶的“无为”都消磨在酒中，也就真的无为了。他留下一篇《酒德颂》，其章有云：“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由此看来，他的饮酒也没饮出什么治世的思想。中国文化人的“避世”往往不足取，往恭维处说是清高，往实在处说是放弃责任。刘伶“焉知其余”的酒德其实无德。
然而酒德的提出甚好，《三国志·吴书》有言：“酒以成礼，过则败德。”像刘伶这样罔顾其余，就是酗酒了。酒德一立就给饮者划出一条界限，德者礼宾，滥觞失德。当酒只剩下一个“饮”字，它的文化含量就都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