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确实想到了流沙河先生。看朋友圈转发成都商报这个周末的读书版，右上角的“读书”两字，是十几年前我在该报做第一期读书版的时候，当时的记者请先生写的。
媒体人何三畏早上给流沙河的夫人发了一条消息，询问先生的身体情况。这不是什么心理感应，而是和这个城市有关的人，会经常想到他。不是今天，就是昨天或者明天。
他对成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晚年的流沙河，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作品被收录在语文教材中。但是，他警惕和反思这种名声，经常说自己的诗写得糟糕。他早已不再写新诗，而是把更多精力用在对古文字、文化的研究上。
流沙河 图源：红星新闻
他不愿意参加官方主办的活动，成都本地媒体评选“天府文化名人”，他理所当然当选。他既不愿意领奖，也拒绝这个称号。但是，这么多年，他却坚持每个月在成都图书馆开讲座，讲唐诗宋词，事实上，如果你打着“市民”“公众”“公益”这样的旗号去请他，他都不会拒绝。
从2008年开始，他在成都图书馆每月一次的讲座，坚持了十年。从《庄子》和《诗经》讲到唐诗宋词。前两年，他和某网站合作，录了很多期讲《诗经》的视频节目。他娓娓道来，每次讲一个半小时，把文字整理出来，就是通顺的文章，基本没有多余的词。这是功力，但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来准备。有时候，他甚至事先准备好了板书，供拍摄使用。
有一次他讲完《诗经》，和朋友一起送他回家。在车上，他告诉学生，自己准备加快进度。学生说，包括图书馆的讲座，您一个月要讲三次了。他笑了，“要抓紧，怕来不及。”大家也都开玩笑，“慢慢来，时间长着呢”。
他身体一直不太好。胃不好，吃饭的时候需要很小心。眼睛怕光，经常要戴着墨镜。最终夺走他生命的是喉癌。上天待他不薄，但是却也想让他保持沉默。或许正是知道这一点，豁达潇洒的他，内心有一种紧迫感，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这个世界。
流沙河出生在成都市中心，4岁的时候到郊县金堂居住，成年后一直在成都居住。很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被钦点为右派，在成都北郊度过漫长的劳改岁月。晚年他会笑眯眯地讲述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置于一个被观察、被审视的位置，通过反省自己来反思社会。
在他身上，体现着真正的本地性。成都人的乐观和幽默，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他是“成都故事”最好的讲述者，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成都，在他的讲述中得以复活。三百人的讲座，本地人笑得前俯后仰，从北京来的听众，因为方言问题一脸迷茫。他用方言讲《诗经》《庄子》，讲唐诗宋词，讲自己给美军修机场，在北郊劳改。
尽管非常困难，他还是自觉和“主流”保持距离，但是同时，他又和整个城市真正骨肉相连。几十年来，这个城市换了很多主政者，但是只有一个像流沙河这样的文化人在守护着这个城市。他对这个城市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甚至以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来进行。
走在街上，他可能会像李宇春这样的娱乐明星一样被认出。以“独立写作”著称的成都作家周成林，对主流文化圈不屑一顾，但是却仍然记得很多年前在街上认出流沙河的激动场景，身材瘦弱，戴着围巾。被称为“冉匪”的另一位作家，曾经愤世嫉俗，但是却对流沙河始终执弟子之礼。拥有鲜明性格和巨大影响力的樊建川，也把流沙河当成是自己的老师。
他对这个城市当然是深爱的，但是却又不乏批判。他看到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也对美好事物被破坏痛心不已。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和一群老朋友经常聚集在大慈寺喝茶，经常有热心读者会远远驻足，并不前去打扰。他和那一代“老家伙”们一起讨论问题，话语可能比年轻人还要激烈。
他晚年把精力都投入到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之中，但是他却明确反对“传统文化至上”论。他在筛选出诗经、唐诗中的精彩华章的同时，也批判传统文化的陋习。对那种自大的传统文化鼓吹者，他向来持批判态度。他以亲身经历告诉听众，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美国是对中国最好的国家。听众热烈鼓掌，但是现实却距离他所期待的越来越远。
流沙河的前妻何洁在回忆录中曾详细写过他们50年代的生活。在她的叙述中，被批斗的流沙河，是一个胆怯而慌张的文人。但是在晚年，流沙河无疑称得上“勇敢”两个字。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很清醒、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也在坚守着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退到一个远远的、“落后于时代”的位置，并决定不再后退。
智者太多，而勇敢者实在太少。想利用他的人太多，真正体贴他的人太少，而流沙河本人，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他的晚年，足以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