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像
郭嵩焘（ 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协助曾国藩创湘军、 办洋务， 曾担任出使英国大臣， 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是士大夫阶层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他认为中国不能只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 更要学习其政教制度。 著有《使西纪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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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某天日记里感慨了这么一句话：“始信侍郎之言。”这里的侍郎指的是中国第一位出使欧洲的公使郭嵩焘。郭嵩焘说了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具体内容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薛福成之感慨，薛福成本是洋务派重要官员，在他出使欧洲前，已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多年，以他的身份阅历，到这时才相信郭嵩焘之言，这说明中国的洋务派，绝大多数人是不了解何为西方文明的，之前连他都不信，更别说那些更为守旧的官僚了。同时也说明，郭嵩焘已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因而他必定是十分孤独的，他的思想当时在国内不受认同，他本人也受到官场排挤。1876年，他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刊行后，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很多大臣的参劾，最终只能毁版。事情还远远未完，《使西纪程》毁版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驻英法公使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起用。1891年郭嵩焘去世，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按例立传赐谥，未获批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还有官员请奏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有多大仇多大恨，恰恰说明的是郭嵩焘走得有多远。
1911年1月8日粤汉铁路长株段首次试车纪念，地址在小吴门
1911年，清朝政府存在的最后一年，长沙终于通了铁路，这时距郭嵩焘去世已经20年了。当时，郭嵩焘因为做过驻欧洲诸国公使，且发表过向西方学习的言论，回到故乡时，曾受到守旧人士的攻击。但也就30年后，他的家乡也通火车了。现代文明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辗掉一切保守势力的抗抵，不可阻挡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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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因此他和许多士大夫不一样，无轻商思想，甚至说过“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这样在当时很另类的话。18岁郭嵩焘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时，与曾国藩建立起了换帖之交，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两人的官场命运却不一样，曾国藩成了晚清第一重臣，郭嵩焘虽然助曾国藩建湘军、办洋务，但始终是个“游离分子”，在统治集团里混得并不如意，后来虽然出使西洋，最终却落了个“山野移民”的人生结局。这里面，固然有他好议论、喜批评，得罪了不少人之缘故，但更重要的却是他的思想与他人迥异，不容于流俗，因而屡遭坎坷。
郭嵩焘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是说自己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和洋人打交道。他并不害怕和洋人打交道，相信“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采取的办法是广泛求知，1856年到1858年之间，他读了不少西方文献和著作，包括《数学启蒙》《发明西洋各国通例》等。1856年他替曾国藩到浙江等地筹饷，还特地到上海拜访了英、法和葡萄牙的领事，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还访问了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在此会见了伟烈亚力、艾约瑟以及担任他们的翻译助手的王韬和李善兰等人。
咸丰、同治年间，像郭嵩焘这样主动去了解西方文明的人官员是很少见的，他批评中国虽然已与西方各国打交道二十年，但真正了解这些国家的人却无一人，当然，他自己是个例外。
1875年，清政府开展了“海防”大讨论，郭嵩焘针对当时很多官员认为的只要买回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就能巩固海防的观点，上《条议海防事宜》，提出了尖锐批评：“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明确提出了要先学习西方的政治与经济。
进而他反对当时洋务派搞国有垄断企业的做法，认为官办搞不好企业，官督商办也搞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海运和外贸也应交由商办”。
由此他提出了“本末之论”：“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在他看来，洋务派所搞的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等，与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相比，只是细枝末节，理清楚这个道理，才能真正发展。在未出使西洋前，郭嵩焘的思想就已远远领先超前于当时的官僚，说他是士大夫阶层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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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之间外交纠纷，经过交涉，要派大员到英国“通好谢罪”，这年7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当时很多人劝他辞谢使命，唯有李鸿章说他“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郭嵩焘自己也愿意通过这一次出访来“通查洋情”，遂领命于1876年底从上海出发，1877年1月底抵达伦敦，在伦敦呆了仅仅两年后，就于1879年1月底被撤换回国。
郭嵩焘的60岁生日是在伦敦过的，这位老人却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孜孜不倦地寻求、学习着新的知识。郭嵩焘刚被任命时，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曾密告英国政府，称郭嵩焘是一个诚实君子，有见识，也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也”，还是颇有些轻视的，但郭嵩焘却用自己的行为回答了赫德的这种轻视。有次他在与英国一些科学家接触后在日记里写到：“所愧年老失学，诸事无所通晓，不能于此取益，有负多矣！”正由于意识到自己和中国都起步晚了，所以他更加注意抓紧时间，多方请教和学习。
郭嵩焘在伦敦与严复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当时严复才二十多岁，与另一些中国青年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郭嵩焘对严复等这些年轻人非常关心，也不耻下问向他们请教问题。严复不止一次向郭嵩焘介绍西方学术，曾为郭嵩焘抄录格林尼治学馆科目，翻译了很多报纸评论。有一次严复在英国法庭听完庭审后，对郭嵩焘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理在此一事。”郭嵩焘也告诉严复说：“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这两位年龄相差近四十岁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具有强烈的共鸣。
对于严复等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学习军事，郭嵩焘有他的独特看法，这种看法源自于他对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的对比观察。他发现与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学习海军相比，日本留学生不仅在英国人多，“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馀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学习的范围要宽广得多，有学律法的，有学电报的，“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并且有些人在国内已有诸侯地位，但也降职来此学习。这让郭嵩焘深感震动，他通过对比中日两国派遣留学生的做法，觉得日本正在崛起强大，而“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他对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不知外部世界的情况深感忧惧。不到二十年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郭嵩焘的忧惧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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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前的容闳通西学而不通中学、王韬以民间人士身份游历考察欧洲，郭嵩焘作为官方的大使，有更多机会和条件对西方文明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他对西方政治、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过研究，而且还接触、拜访了不少学者，有时他的一篇日记竟长达六七千字。当然，要想在一篇短文里系统论述郭嵩焘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此只能蜻蜓点水般摘要介绍几点。
首先郭嵩焘看到欧洲也有“二千年文明”，比如他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现在我们看这种观点，或许会觉得稀松平常，但在中国士大夫普遍将洋人视为“夷狄”的时代，能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勇气和见识的。
郭嵩焘发表了此观点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诋毁，与他一同出洋的副使刘锡鸿，就曾拿郭嵩焘仿效欧洲人听音乐会屡次取阅音乐单，就将其诬陷为“汉奸”。同为湖南人的王闿运更是批评郭嵩焘“彼夷狄人皆物也，同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依旧把西方人当夷狄和“物”来看，确实可悲。后来郭嵩焘被撤换回国，主要就是出于同时代人的无知与中伤。
其二、郭嵩焘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讨了英国兴盛强大的原因。在参观了伦敦邮局等处后，他发现了当时中国只讲“富国”，而英国等国却懂得先要“富民”，由此他开始接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詹姆士·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又多次与英国官员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为了深切了解“君民兼主国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还亲自赴英国下议院听议事，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肯定了英国的议会和市长由民自选的同时，也等于是否定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其三、郭嵩焘看到了西方教育优越于中国的八股取士。某次他到苏格兰一女子学校参观，看到课堂上挂的全是地理、植物、动物、机器、工艺、数学等图片，不禁深深感叹：“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者也。”
其四、郭嵩焘介绍了欧洲科学哲学思想。他说欧洲之讲实学，始于培根，又介绍了伽利略的“日心说”，还介绍了牛顿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并认为这是欧洲富强的根源。对笛卡尔的学说，郭嵩焘也有具体准确的表述。
其五、对国内洋务派的批评进一步深入。他在参观了欧洲的一些工厂后说：“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直枪炮而已哉？”他批评国内洋务派办的各制造局和北洋水师等“相为欺污浮滥交，处之泰然”，可谓痛心疾首。对于多次保护他而他又比较推许的李鸿章，他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合肥考求西洋军火，可云精博。……蒙甚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郭嵩焘曾记录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伦敦对他讲的一番话，兹录于此：“中国地利尽丰，人力尽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得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矣，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这样的话，的确是道出了洋务派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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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被撤换回国后，接替他的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纪泽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这是郭嵩焘被撤换后唯一值得慰藉之处。客观来讲，郭嵩焘在英国近两年时间，在外交上并无突出成就，但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却是非常深刻的。可惜的是，他回国之后，面对的依旧是死气沉沉的守旧之风，他的话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无人会听。1879年当他乞休回到长沙时，家乡人认为他是勾通洋人之人，对他攻击甚多，甚至都不让他的船通过。
郭嵩焘之所以孤独，倍遭时人攻击，除了他思想超前，不被理解之外，他也确实落下了一些 “勾通洋人”的把柄。比如1875年处理云南马嘉理一案时，他就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这在当时就被不少士大夫视为辱国，他家乡的乡试考生，甚至商议捣毁他的家宅。又比如阿古柏在新疆叛乱时，他反对左宗棠用兵，甚至说过把喀什葛尔等地割给阿古柏之类的错话，激起了国人公愤。
但我们评价一个思想家，更应该看到他在他的时代比别人多看到了什么，又为此做了什么。郭嵩焘在他的时代，无疑是一位先行者，他看到了西方文明先进，并研究了为什么先进，他也说出来了，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总的来说，他思考的方向、他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先行者必然孤独，既然已经先行了，就得忍受这种孤独。所幸终有知音，薛福成不就“始信侍郎之言”了么！
郭嵩焘，以及本刊同期介绍的黎庶昌，他们都是从中国内陆地区开始走向世界的（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黎庶昌是贵州遵义人），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与从接受西方文明较早的中国沿海地区走向世界的容闳等人相比，达到了同一高度，这说明在落后地区的人，也同样能够接受先进文明，西学东渐当时已经开始从沿海地区辐射到了内陆地区。
郭嵩焘出使欧洲时，已是60岁的老年人，这同样说明，接受先进文明不在于年龄大小，老年人也一样可以先进，人会老去，思想却会永远年轻。
郭嵩焘去世后葬于今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文革期间其墓曾被毁，后又重修。
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如今湘阴有他的故居，位于文星镇三井头，笔者联系了湘阴县文化旅游局，据工作人员介绍，此处郭嵩焘故居他们正在计划修缮整理，因此暂时没有相关照片和资料提供给我们。
不过，郭嵩焘在外为官多年，在很多地方都曾居住过，因而有些地方也还有他的故居遗址,比如长沙现就有郭嵩焘故居原址，位于开福区六堆子巷，可惜的是房屋建筑早就没有了，只留存有一块当地政府立下的纪念碑。
在郭嵩焘的故乡湘阴县，当地政府为了纪念郭嵩焘，修建了一处郭嵩焘文化公园，目前文体广场部分已经完工，对市民和游客开放，一些场馆比如纪念馆、图书馆等还在进行内部装修，不久后也将开放。
当年，郭嵩焘乞休回到故乡时，故乡人对他是敌视的，今天他却被当作“清醒看世界的第一人”受到隆重纪念，笔者对此心有感慨，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在进
步！
长沙郭嵩焘故居原址
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县， 如今湘阴有他的故居， 位于文星镇三井头， 笔者联系了湘阴县文化旅游局， 据工作人员介绍， 此处郭嵩焘故居他们正在计划修缮整理， 因此暂时没有相关照片和资料提供给我们。
不过， 郭嵩焘在外为官多年， 在很多地方都曾居住过， 因而有些地方也还有郭嵩焘故居遗址。 此处照片中的郭嵩焘故居原址，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六堆子巷， 房屋建筑早就没有了 ， 只留存有一块当地政府立下的纪念碑。照片拍摄于2017年11月。摄影师：周曼
湖南湘阴县郭嵩焘文化公园里的郭嵩焘雕像 摄影：郭雨滴
湖南湘阴郭嵩焘文化公园全景
湘阴是郭嵩焘的故乡， 除了正计划修缮的郭嵩焘故居外， 当地政府还修建了一处郭嵩焘文化公园， 目前文体广场已经完成， 对市民和游客开放， 一些场馆比如纪念馆、 图书馆等还在进行内部装修。该照片拍摄的是郭嵩焘文化公园全景， 左侧为湘阴体育馆， 右侧为湘阴图书馆、 郭嵩焘纪念馆。摄影：郭雨滴
郭嵩焘文化公园里图书馆内宽敞明亮， 即将开馆 摄影：郭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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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九章 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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