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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卒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史载扬雄长相一般，身材不高，还有点结巴，所以不爱说话，喜欢沉默思考。
四十岁前，扬雄一直呆在老家成都，师从一个名叫严君平的人，严君平以给人算卦为生，每日赚到基本生活费之后，就给人讲授老子的学说，著有《老子指归》一书，扬雄后来能写出探讨世界本源的著作《太玄经》，应该和严君平给他讲授《老子》有很大的关系。
四十岁后，扬雄来到京城长安，四十二岁时被当时的大司马王根召为门下史。其时，扬雄有一位老乡杨庄，在汉成帝身边担任郎官，他向汉成帝推荐了扬雄的《绵竹赋》，汉成帝评价说很像司马相如的文章。由此，扬雄得到汉成帝的召见，并在很短的时间里连接写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等献给汉成帝。四十三岁时，扬雄任“黄门侍郎”（是在皇帝身边写写文章、传传诏令之类的文职官员）。
历经成、哀、平三世，扬雄均居黄门侍郎之职没有得到升迁，而与他走得比较近的同事比如王莽、刘歆则步步高升。这一期间，扬雄的政治活动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讲:一是公元前5年，他和一位名叫李寻的人联名上书汉哀帝，谏阻当时的御史中丞朱博担任丞相。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派别斗争，因为扬雄和李寻都曾在王根那里当过幕僚，又和王莽关系不错，可以说是属于王氏集团的人，朱博本来也是王氏集团的人，不过后来他投靠了王氏集团的政治对头，现在朱博要当丞相，王氏集团自然要反对，所以扬雄就出手了。这件事情最终以朱博自杀而结束；二是公元前2年，匈奴单于上书汉庭请求朝拜，刚好哀帝有病在身，又听说黄龙、竟宁年间匈奴来汉发生了大丧之事，觉得很不吉利，就没有答应匈奴朝拜。这时，扬雄上书，言明厉害，哀帝及时醒悟，改变了主意，准许匈奴前来朝拜，这才使汉匈关系相安无事一直到王莽代汉之际。这是扬雄为维护祖国统一所做的一个贡献，当记之。
王莽在汉朝掌权后，扬雄积极配合王莽的工作，他所作的《琴清英》被王莽立为乐经；王莽将天下划为十二州后，扬雄创作了《州箴》十二篇及《官箴》二十五篇；扬雄还开始了续写《史记》的工作，虽然没有完成，但对后来班固写作《汉书》有一定的影响。
王莽称帝建立新朝后，扬雄升为中散大夫，时年62岁，他做了一篇答谢文《剧秦美新》。但公元11年的“投阁事件”又对他的仕途产生了不利影响。王莽以新代汉之时，大肆宣扬符命之学，不过称帝后，却不允许下面的人再搞这一套，偏偏有人没眼色，刘歆的儿子刘棻、甄丰的儿子甄寻还想用符命为自己谋些升迁之类的好处。结果事与愿违，不但目的没达到，还惹怒了王莽，甄丰父子被斩，刘棻被流放，又因为刘棻师从过扬雄，扬雄因此受到牵连。事发后，扬雄在天禄阁校书，看有官兵来捉拿他，便从天禄阁跳了下去，差点摔死。
投阁事件后，王莽发话了，说扬雄这人我了解，他是不会参加刘棻等人的事情的。此事就此平息。后来有人为了美化扬雄，说扬雄投阁，是为了名节，不想侍奉新朝，以死明志。此言谬也。
投阁事件约一年后，扬雄复职中散大夫。公元13年，元后去世，扬雄奉命写了《元后诔》，借此机会对王氏家族进行了歌颂。之后生活波澜不惊，直至去世。
◎四川绵阳子云亭前的扬雄雕像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成都市郫县人）。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扬雄在汉成帝时任黄门侍郎，以辞赋、文章名世，但笔者以为其哲学之思及探究世界本源的科学精神更为可贵，其代表作有《太玄经》，对东汉的科学家张衡影响很大。
据《直隶绵州志》记载，扬雄在40岁时前往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时，曾寓居涪县，所以现在绵阳市西山和涪城区永兴境内的古钟阳镇（今绵阳市郊皂角铺附近）两处，有他的纪念点，绵阳城区西的西山风景区内的子云亭便是其中之一，该扬雄塑像即位于子云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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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以辞赋大家的身份留名史册，其主要作品有《反骚》、《广骚》、《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解嘲》、《解难》等。扬雄还有一篇著名的《太玄经》，但笔者认为那是一篇哲学文章，故不归入文学作品一类。
有意思的是，扬雄这位辞赋家，中年过后，却说文章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得搞清楚汉赋的本质及赋家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据本刊执行主编高远先生研究，汉赋中众多的赋的呈阅对象是皇帝或者高官，因此，可以将赋看作是写作者向上级写的工作汇报或者思想汇报之类的一种公文，目的是要引起上级的关注，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比如司马相如献赋给汉武帝，封了官，同样，扬雄通过献赋给汉成帝，也封了官。从这个角度来讲，赋等同于是一块敲门砖。扬雄尤其重视赋的讽谏功能，与其将此看作是他的一个创作理论，不如看作是他更重视赋的实际功用。后来谈到为何弃赋时，他就说现在大家都不重视讽谏了，再写就没有意思了，也就是说，你的文辞再美妙，也引不起当权者的注意或者兴趣了，那就不写了吧。
其次得从扬雄的辞赋特点说起。在辞赋方面，扬雄从来不是一个创造者，而一直是一个模仿者。早年他写《反骚》等，模仿的就是屈原的《离骚》，只不过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意思是不赞同屈原投江举动，而是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之类的，在艺术上没什么创新。后来，扬雄崇拜司马相如，他的一些所谓的大赋，比如《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等，就是模仿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写成的，只不过相比司马相如的飘逸，他写得更实在具体一点而已，用词造句更加艰深生僻一点而已。但也正由于这种在用词方面挖空心思的艰深生僻，在写作中没有多少快乐而言，写着写着就难以为继了，因此，也就不写了。
第三是中年以后，扬雄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他更多地沉浸在了哲学思考之中。
扬雄还写过一些相对朴素、甚至带有调侃性质的赋，比如《逐贫赋》等，他将“贫困”拟人化，与之对话，问他为何老跟着自己，然后贫困反驳他，最后他醒悟了，认为应该安贫乐道。这样的作品，充满了文人趣味，因此很得后世文人青睐，然而实事求是的讲，实在算不得一流的作品，但却为他赢得了安贫乐道的道德模范形象。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名作《陋室铭》中就将扬雄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曰，何陋之有”。
汉成帝时期，西羌作乱，成帝想起汉宣帝时期治理西羌有功的屯田大将赵充国，命扬雄做《赵充国颂》。赋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周宣王时，有方叔、邵虎，世人歌功颂德，列于《诗经》中。汉朝中兴，赵充国彰显大汉威德，方叔、邵虎后继有人）。虽是奉命之作，但扬雄一直关注边疆问题却是事实，比如上文讲过他曾上书汉哀帝言汉匈关系便是一例，此文的写作，笔者认为是扬雄所乐意为之的，因此才会写得如此典雅且充满感情。
在文学理论方面，扬雄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文质相称、以质为主”，说白了就是文章要说实际的事情，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前面所讲的他要求做赋要讲究讽谏功能便是如此；二是扬雄主张写作上的精英主义，文章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一般人看不懂就算了。有人曾说扬雄的文章著作难懂，扬雄作《解难》一文答之，其中有言：“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意思是说深奥的道理一定不容易被人理解，越深奥越难理解，反之，某个道理如果很容易被搞懂弄透，必定也不会是什么高深之学。我写的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是写给当世或者后世的知音看的。所以扬雄的作品，包括辞赋和哲学著作，都比较难读。
笔者一直在想，扬雄为什么会如此强调精英主义？最后的结论是这与作者的天性有关，而作者的个人命运又会强化这种天性。扬雄天赋很高，但他又是个结巴，少与人交谈，由此推测他应该是内心丰富、且极端敏感的，一方面他可能很自卑，另一方面又很自负，所以他就要把文章弄得一般人看不懂，以显得自己比一般人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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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著作中，有一部叫《法言》，这是一部仿《论语》而成的作品。所谓“法言”，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事情的是非给予评价之言。
《法言》包含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讲“仁义礼智信”等，探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其中，扬雄尤其重视“礼”的作用，比如他说“吾见诸子之小礼乐也，不见圣人之小礼乐也”，又比如“君子动则拟诸事，事则拟诸礼”等等，所谓礼不仅是治国的基础，也是君子立身的准则，其本质不过是在强调建立一种上下有序的制度规范。
值得玩味的是《法言》的写作时间，是在王莽实际上掌握了汉朝的最高权力之时，扬雄五十五岁之际。前文说过，王莽当权后，扬雄为他做过不少事情，笔者推测，他写作《法言》也极有可能得到了王莽的暗示，或者是他想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主动想为王莽做点事情。
其二表达了扬雄的无神论思想。汉武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宣扬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和有情感的。扬雄却说：“或问天。曰：吾于天欤，见无为之为矣。或曰：雕刻众形者，匪天欤？曰：以其不雕刻矣。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给诸？”意思是说，天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存在，自然无为。天下万物并非刻意造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明确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他批评很多儒生对典籍著作不但传书不实，而且用巫术迷信来加以解释，所谓“甚矣！传书之不果也。曰：不果则不果矣，又以巫鼓。”扬雄还反对神仙方术，说：“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法言》一方面为扬雄赢得了儒家道统继承者的巨大声誉，另一方面其所体现出的无神论等思想，对后世的思想家比如王充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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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另一部有名的著作是《太玄经》，该书的写作时间早于《法言》，当时扬雄48岁，在黄门侍郎的职位上无所事事，又觉得辞赋没什么大用，于是便沉浸在了哲学思考当中。
《太玄经》仿《周易》而成，《汉书•艺文志》载其有19首。
那么，扬雄所认为的“玄”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扬雄自己解道：“夫玄者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扬雄的朋友、也是一位著名哲学家的桓谭进一步替扬雄解释说：“扬雄做《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
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道”，孔子所说的“元”，和扬雄所说的“玄”是一个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本源，是对终极存在的讨论。
《汉书•艺文志》与《汉书•扬雄传》中均提到了《太玄》，但却都只有篇名而无文章，笔者手中现有的是中国书店2014年1月首次印刷的第一版《钦定四库全书•术数类——太玄经》，经过翻阅、研读，笔者有以下几点观感：
首先，从内容上来讲，这本《太玄经》是一本算卦之书，所涉及的都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东西，卦辞和解辞重复得厉害，水平很一般，并没有深刻的哲学方面和科学方面的问题探讨，反倒是充满了算卦先生所讲的五迷三道的内容，与扬雄注重对世界本质问题的研究没有太多联系。
其二，前文讲过，扬雄在《法言》这部著作里，明确提出了反对天人感应、神仙方术、世俗迷信等思想，很难想象，他会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这么大肆宣扬世俗迷信的东西。
其三，从语言上来看，这本《太玄经》不是汉代的文风，更像宋以后的风格，全文江湖习气较浓重。
综上，笔者推测钦定四库全书本的《太玄经》不是扬雄原著的《太玄经》，极有可能是宋以后有人假托扬雄之名所做的卦书，以此为自己赚点名气，或者想让此书更为畅销什么的。后人对《太玄经》的评价，褒贬兼有，但他们所评价的《太玄经》是否是扬雄的原著，我们无从得知。
除《太玄经》之外，一般认为扬雄还写有《太玄赋》，这是一篇哲学小品文，一方面扬雄表明了自己不同于屈原等人“死节”的人生态度，而是要“执太玄兮”，另一方面表达了世间万物皆为辩证存在，开头就说 “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意思是说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老子所讲的“祸福相依”之说，然后便是一系列的举例说明。多少有些哲学意味在里面，但也没有太多的独立深刻的见解。有研究者认为《太玄赋》并非扬雄所写，而是后人伪托其名而作，因为扬雄在自己的四大赋后认为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不再写赋了，因此不可能再写《太玄赋》。而且《太玄赋》中有贬圣典、嘲孔子之意，与扬雄其它作品中推崇孔子与五经的思想相矛盾，所以判断《太玄赋》不是扬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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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思考哲学问题之外，扬雄对天文等科学问题颇有研究，在当时流行的几种天文理论中，扬雄本来信奉“盖天说”，后来在桓谭的影响之下，改为信奉“浑天说”，并写作有《难盖天八事》，批判“盖天说”。扬雄接受“浑天说”的过程中，有一些事情颇有意思，比如有一次扬雄和桓谭一起去奏事，坐在大殿外的走廊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等待皇帝的召见。刚开始，阳光还照在他们后背，一会儿阳光移走，照不到他们了。这时，桓谭对扬雄说：如果按照“盖天说”的理论，天体如同圆盖子一样旋转，太阳西行，那么阳光应当照到这里的走廊上，然后慢慢的向东转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逐渐向上消失。而出现的这种情况，正好与“浑天说”相一致。扬雄很受启发，正是在与桓谭这样不断地争辩讨论之中，扬雄开始转而相信“浑天说”。扬雄对天体理论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地步，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向黄门掌管浑天仪象的老工请教问题。扬雄对“盖天说”的责难和对“浑天说”的鼓吹，对东汉的科学家张衡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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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朋友刘歆曾对扬雄说，现在人们看不懂《周易》，更别说能看懂你的《太玄经》了，《太玄》将来只能“覆酱瓿”，意思是说只能用来盖酱缸，扬雄闻之，只是微微一笑。
有人曾问桓谭：“扬子云何人也？”他回答说：“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桓谭将子云推举为圣人；“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贤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奇、楚圣人也。’”
扬雄死后，又有人问桓谭：扬子云的书能流传下去吗？桓谭回答：必传。只是你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到班固写作《汉书•扬雄传》时，关于扬雄著作情况，有这样的记载：“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然而，扬雄的《太玄经》终究是有知音的，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便是，张衡好玄，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扬雄的《太玄经》一时间竟成为显学。
唐宋时期，对扬雄的推崇，性质有了改变，扬雄一下子被塑造成了儒家道统的传承者。韩愈说：“晓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尊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很推崇扬雄，其中司马光一方面说扬雄“扬子云真大儒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把他说成了地位高于孟子的圣人，一方面又说“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小则入毛发”，对扬雄的《太玄》倍加赞赏。
当然，也有贬低扬雄的，朱熹就是一个代表。朱熹一方面不满意扬雄思想中的老庄思想，所谓“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甚至还尖酸地说“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也”，等等；另一方面，朱熹认为扬雄的文章辞赋没有创新，只是填了司马相如的“腔子”。宋代大文学苏轼则对扬雄的艰涩文风也很不以为然，说扬雄只不过是用一些故作高深的文字，讲了一些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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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后世人们对扬雄的接受，存在着不同的向度。桓谭、张衡等人更多的是接受了扬雄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桓谭说扬雄“才智开通”，是汉朝建立从未有的人物，笔者理解桓谭的潜在意思实际上是把扬雄和董仲舒之类的大儒分开来看的，扬雄是智者。张衡更是扬雄科学精神的直接继承者，他不仅精研扬雄的《太玄经》，而且还写作有《思玄赋》，向扬雄致敬。
唐宋以后，扬雄依旧被很多人当作“圣人”，只不过这样的“圣人”，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模范人物，他的言论，比如《法言》中“仁义礼智信”的阐述，可以用来维护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秩序。由此，那个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扬雄便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自汉代以来的科学精神也就慢慢地湮没了。到了现在，人们提起扬雄，大多数人只知他是辞赋家，而不知其有《太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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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读扬雄，总忍不住将他与东汉张衡相比较，一方面，张衡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抬头看天”、沉浸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笔者对他推崇至极，而扬雄则是直接影响张衡的人物，因此也对扬雄充满尊敬；另一方面，扬雄较之张衡，内心要更为复杂、纠结一些。张衡不喜做官，没有卷入到政治内斗和人事纠纷之中，而得以全身心的投入科学研究之中。扬雄则不同，自打他到京城来讨生活之后，他就陷入到了政治内斗当中，或许他内心也不愿意这样，但一旦卷入其中，就由不得他了。因此无论在时间和精力上，甚至自觉程度上，他对哲学和科学的研究，都远远不及张衡。
扬雄实际上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他只是一位内心善良而又脆弱的文人，他弹劾朱博、为王莽唱赞歌，并不是说他有多少政治野心，更多的是一种报恩的心理，即你给了我好处，我得要回报你，即使有人嘲笑诋毁我，我也不管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宋以来， 将扬雄当作道德上的圣人，是不难理解的。这样的圣人，中国的历史上实在是太多了，多一个或者少一个扬雄，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反倒是像张衡这样与天地对话真正的大圣人，我们是少之又少！
扬雄的身上，有三分之一的司马相如，有三分之一的孔子，还有三分之一的张衡。我们要凸显擦亮的，当然是后者！
辛弃疾在一首《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词中，提到了扬雄和他的《太玄经》，如下：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
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
不自能忘，堪笑。
今朝梅雨霁，青天好。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
白发多时故人少。
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
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当时，辛弃疾正在读书，读的是《老子》、《庄子》，这时，有人送信说，他的好朋友朱熹（字晦庵）去世了，辛弃疾不无幽默地怀念起了这位老友。按照老子和庄子的说法，真正悟到了天道的人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可以儒学为宗的朱熹，偏要喋喋不休地讲道理（这是后人称朱熹为理学家的原因），在更偏于接受老庄之学的辛弃疾看来，是可笑的。不过，他还是非常怀念这位终生爱叨叨的老朋友，没了他的叨叨，生活寂寞了不少，而且，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叨叨中深化的。在他看来，朱熹和扬雄是一类人，所问者也是“玄事”也！这种人，应该如江河日夜流一样世代不绝！
是的，今天我们也要问：“子云何在？”
◎四川绵阳子云亭园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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