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与酒都有着不解之缘。在犹太和基督教的圣经中，葡萄酒的象征比比皆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也不例外，两个宗教在历史上也有饮酒的习俗，中国的道教与酒更有不解之缘。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成立于公元４世纪。在这两个国家，以后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葡萄酒业在基督教修道院的垄断下进入兴盛时代，长达将近一千年之久。大约在10到15世纪之间，许多地方的教团和修道院成为出名的葡萄酒生产基地，中世纪的修道士把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工艺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一直到了今天，在欧洲和中东各地都可以发现这个传统的痕迹。如今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葡萄酒文化和宗教生活依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老修道院的周围至今保留了一片葡萄园，葡萄的符号到处都可以发现，在十字架碑刻上，在圣母和耶稣的手里。亚美尼亚最有名的Noratus墓地一共有500多座古代和近代的、雕刻艺术别具风格的墓碑。上边雕刻的几乎都是与葡萄和葡萄酒有关的题材，最古老的刻画描写民族在盛宴上饮酒的情景。
伊朗的葡萄酒文化久远的历史。古代波斯的宗教、文学、音乐、舞蹈、艺术等与葡萄酒文化都纠缠在一起。当前，在伊朗的宫殿和博物馆仍然可以看到斟酒和饮酒情景的壁画。与中国六朝与唐代相同，古波斯的著名诗歌也受到了酒的深厚影响。比如在11—14世纪之间，Omar Khayyam、Rumi、Hafez等著名的诗人都赞颂了葡萄酒在宗教和哲学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尤其是在维吾尔民族地区，仍然可以发现古伊朗葡萄酒文化的影响。
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健驮逻地区（Gandhara）不但是佛教和古希腊文化交叉的地方，而且几千年以来己经有繁荣昌盛的葡萄酒文化。考古学家在那儿发掘了一系列葡萄酒文化的古老痕迹，比如5000年以前的葡萄树、陶器和青铜酒杯、青铜葡萄叶和男女乐酒的浮雕。有意思的是，佛教和葡萄酒文化是在健驮逻一起发展起来的, 也是手牵手地进入了中国西域。
道教是我国宗教中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历史源远，至今已发展延续了近两千年。其以殷商时期的鬼神崇拜和神仙方术为基础，继承我国古代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尤其是道家学说发展而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家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既有自己的特色，又融合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历史，早在道教产生之初，酒文化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富。在古代，酒为尊贵稀有之物，人们把酒看作是上天的恩赐，因此常用就来祭祀天神，也就是说我国的神祀宗教在很早就已经与酒文化产生联系了。
据史料记载，早期的道教的戒规中并没有关于禁酒的条文，但不意味着可以纵酒、酗酒。道教强调的是自我控制，酒可以饮，但不能放纵，要有度，至微醺状态即可。道教讲究天地合一、物我并生，而这种境界的到达，往往离不开酒的辅助。在古代道士群体中，与酒结缘的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那些超脱于世俗的隐逸道士和在文坛活跃的文士道士，他们多性格豪放，超脱自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不屑于世间的权贵尘俗。仕途失意，归隐山林的蒋曙，超然潇洒、秀逸闲适，往往于林间小饮独酌，至道教中寻求寄托，在酒神精神中慰藉心灵。除此外，那些文士型的道士，或者可以说身披道服或富有道教精神的文人，寻道诗人、书画家等等，他们与酒的关系更为紧密。酒之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心灵与精神的寄托。
唐代著名的诗人曹唐，其开始时为一名道士，后还俗出仕，多次进行科举考试却不得中，便在容管等诸府做事。其擅长写诗，以游仙诗最为著名，意境唯妙，诗风高雅。他亦是一爱酒之人，诗作中除游仙诗外，其余多以醉吟、养生、步虚等颇具道教气息的作品。《瀛奎律髓》中曾说，曹唐常作仙之会聚、以酒叙别的场景，以此来表达离情别绪和心中之情。在《小游仙九十八首》中，其还写过，“千树梨花万壶酒，与君论饮莫论诗”，写出了其诗酒交融、安逸闲适之感。
此外，还有我们现在所称的“八仙”中的吕洞宾，被道教尊为师祖，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据唐传奇小说集《广异记》中记载，其在唐末的时候,曾两次中举后而未能及第。其爱饮酒，在一次游走于长安的时候，在一家酒肆中偶遇到了祖师钟离权，二人同宿于这家酒肆。到了晚上，吕洞宾梦中历经人生的高峰低谷，荣华贫贱，感慨颇多。钟离权看透人生，知晓他梦，便开导其说人生如梦，得不必喜而失亦不需悲。吕洞宾深觉有理，便欲跟其学道，并通过“十试”的考验，最终授得道法，得以成仙，其还曾三醉岳阳楼后渡得柳树精成仙。据说八仙均是爱酒之人，吕洞宾“醉酒提壶力千钧”、汉钟离“醉步抱坛窝心顶”、张果老“醉酒抛杯踢连环”等等。
酒文化之于道教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共鸣，酒醉状态下的人们思维更加豪放活跃、精神亢奋、悲喜无常，诸多的烦恼抛之脑后，忘却忧愁，有着自己编织的世界。在修道者中，这更表现为一种超脱世俗之洒脱，是一种向往和心灵的升华，饮者在醉酒中超越凡俗，得到解脱，逐渐融入一种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