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之时和饮酒之后应当保持什么状态，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饮酒的时候言行坦荡、畅叙幽怀，能够将自己内心的诸般隐晦尽数倾吐，才能显现出饮者的绝佳风度；也有人认为饮酒的时候即便醉而昏乱也要知礼知节、守礼守节，要做到在醉酒之中也保持理智与克制，时刻涵养自己的控制力和毅力，这才是最高标准的酒德、酒品。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它们其实是两种不同场合和背景下的极为正确且准确率很高的识人、知人方法。
若是以酒交友，自然是希望遇到坦荡之人，在酒杯之外进行一场坦诚相待、完全放开的对话。俗话说：宁学喝酒醉，不学下棋心。酒是社交场合中的利器，交友本身就要求主客双方尽可能地敞开自己的内心，与对方推心置腹、互诉衷肠；若是想要通过酒来识人、知人、用人的话，则是要以稳妥持重为重点，因为识人、知人的目的是用人，最终还是要指望着他真的能做事、会做事、做好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相较于前者，后者其实更考验人了，因为这涉及到酒徒的信誉值。
酒徒的信誉值，就是人们习惯于在饮酒之人喝酒之后和喝醉之后，根据其表现出的某种状态，再结合彼时彼刻的所需，对其进行某种价值评判。我们暂且可以给出一个很简略的标准：饮酒之后，言行混乱则信誉值低。反之，则信誉值高。以《三国志·魏志·独异志》中的一段故事为例：“时苗……出为寿春令……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往谒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时苗是三国时期魏国人，担任寿春县令，当时扬州的治所在他所治理的县，时任治中的蒋济在时苗前去拜访的适合喝了个大醉。时苗无功而返之后就将一块木头刻成人的形状，在上面写“酒徒蒋济”几个字，然后将它放在墙下，早晚都要用弓箭射它。蒋济即是典型的反例。
相反的是例子则是晋代的唐彬，据《晋书·唐彬传》记载：“益州……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寻又诏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在这里，唐彬的爱财而不好酒就成为了晋武帝提拔任用他的直接缘由。
饮酒之时可以有很多种状态，我辈饮酒之人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场合与时机，当喝则喝，当醉则醉，在不当喝、不当醉的时候也千万要守住内心的嗜酒之兽，守住自己的“信誉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