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学离开老家，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一年一两趟地回去，没有“故乡”这个字眼所给人的遥远的含义，别人问起来，我常常只说回老家，也没有写过什么关于故乡的文字，极少用上这个书面用语。
老家宜黄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县城人口不到十万，加上所有的农业人口，也不过二十来万人。宜水黄水绕城而过，河水清澈，稻香宜人。乡下的深山里，时有华南虎的踪迹，空气中总有一股香甜。
宜黄民风淳朴，一直以来以农业为主，经济排名在江西也属靠后。紧邻浙江、福建、广东，城市建设却与发达地区的县市无法同日而语。这些年，尽管工业园区、高新区也是发展经济免不了的标配，但在这个没有交通优势、没有工业积累的后发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始终有限。农村的青壮年出去打工，赚来的钱不愿再投到乡村，就让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里生活，钱多些的在县城里买一套二手房，钱少的也努着劲儿租一处旧房，所以农村一派宁静萧索，县城却因此热热闹闹。直至今日，县城居民与农村割不断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农民工二代三代进城定居，让宜黄始终保持着乡土中国的浓厚氛围。即使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成为互联网金融的新贵，工程院、科学院院士不乏其人，但农耕文明典型的乡风乡俗却始终成为宜黄的主调。
这样的主调，仍然塑造着每一个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宜黄人，也包括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老家里的年轻人从这里读书出去，扎根在北上广深各大城市，哪怕是旅居海外拿到绿卡，任多少年也还是改不了乡音乡情。回到老家，一口流利的家乡话脱口而出，不需要任何准备，瞬间便融入了热气腾腾、灰尘扑扑的乡情之中。于是，时光仿佛在这里突然停滞，转换成另一种田园式的节奏，和着氤氲的水汽，笼罩着小河边洗菜洗衣的模糊身影，听捣衣声、欢笑声在雾气中回荡。
岁月留声，小县城自有她不变的脚步。
出门总免不了遇见熟人。从前的邻居，原来的同学，远房的亲戚，或是同事的朋友，甚至七大姑八大姨的隔壁邻居，都是熟人，总之，也许就只是在哪位朋友的牌局见过两三次，也就成为熟人。交情深的，碰上了停下来聊上几句；泛泛之交的，点点头致意，随口一句：“去哪儿？”老外总觉得诧异，似乎这已经涉及隐私权，可这其实并非问句，只是一句问候语，并不真要什么确切的回答。对方心领神会，答一句：“去街上。”县城不大，有时一天都碰上个几次，这样的一问一答，不过是擦肩而过时省时省力的招呼罢了。
“去街上”，是老家人通用的话语，既有虚指也有实指。从前的老县城只有一条主街，所有店铺集中在大街的两侧，满足老家人生活所需的一切。小到柴米油盐酱醋，大到彩电冰箱洗衣机，什么样的物件都可以上街采买。也可以逛逛街，看看景，有什么样的新奇玩意都少不了在大街上展示，满足城里人物质之外的娱乐需求。因而，一句“去街上”也就包含了小县城生活的全部内容。
如今，老县城也随着时代的节奏变化，新的行政中心拉动了新城的建设，商品房、大超市改变了城里人生活的半径。“街上”也变得不同以往：小汽车、大货车、平板车、摩托车，在宽敞的大街上川流不息。装着大喇叭的厢式货车，一遍遍广播着超市降价打折的消息；或是一队身着鲜艳红色绸袄、画着浓装抹着红唇的秧歌队，她们边走边唱，为哪家新开业的店铺做着流动广告。挑担子卖菜卖水果的商贩，时不时在大街上吆喝，也有补锅磨菜刀的手艺人，走街串巷。街上不乏豪华汽车，总是灰头土脸的样子，或是车身上到处都溅着泥点，却肆意地按着喇叭，催促着行人。也是，红绿灯在这里管的只是汽车，哪个路口都有行人打着招呼聊着天慢吞吞地通过，就差直接站在路口的斑马线上聊天。老城的街道狭窄处只容相向两辆汽车缓慢通过，阻滞着过路人、挑担者挤挤挨挨，不按喇叭确也无法通行。雨天里三轮摩托车改装的“拐的”冷不丁就在行人身边突然停下，溅起的泥点弄脏了行人的裤子，被骂了好几句也不还嘴，只忙着做下一单生意。有时候，出殡的人群从大街上缓缓走过，民间乐队吹奏着固定的曲调，披麻带孝的孝子贤孙捧着遗像护送着棺椁，跟随其后的妇女们、家眷们边哭边走，随着送葬的亲戚朋友让这支队伍绵延数十米或百米，也让这古老的习俗延续千年还在持续。
尽管4G网络早已覆盖了整个县城，“去街上”却仍然是老家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就是最通用的应答语。
那句大江南北都习惯的问候语“吃了吗？”老家也不例外。无论是不是饭点儿，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和“吃”相关的问候，还有个延伸，“来吃餐饭么！”这不是虚指，却是实打实的邀请。离开家乡几十年，回家碰到熟人，总要热情地过来问候：“啥时候回来的？”几句话过后，必定是一句“啥时候有空，来吃餐饭么？”
在老家，请客吃饭一直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既是农耕文明遗传下来的淳朴风尚还在这里持久发扬，也是长年食物匮乏留下的印迹不可磨灭。孩子满月、周岁必要请客，婚丧嫁娶自是不可或缺，新屋奠基、上梁，或是侨迁新居，都需要请客喝酒，家里老人生日、官场升迁、孩子考上大学，请客喝酒都是必不可少。请客的范围在外人看来也不可思议，但凡沾点亲带点故以及同事、同学、战友、同乡全在此列，一个都不能少。有时候请的还是全家，随礼则按人头计，没有收入的孩子则除外。如此一来，每月工资不够份子钱则是常有的事。请柬一多，难免让人愁眉苦脸，暗中盘算，可若是哪位同事的酒席忘了请谁，那失了面子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事。好在哪家都有本帐，哪家随了多少礼钱都在帐本上记着，下回对方办事就有个依据。
这倒也不是斤斤计较，纯粹为钱。你随多少钱我还多少礼，原本就是礼尚往来的意思，也是乡风乡俗里温情的一面。过去经济生产不发达，物质匮乏，生活拮据，谁家有喜事大事，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左邻右舍、前村后坊，大伙儿一起随份礼，帮着把事儿办下来；等到别家有事儿了，大家再一块儿帮衬帮衬他。如此这般，谁也不吃亏，谁还都做了人情，面子里子都有，又聚在一起吃了喝了，一举多得！而浓浓的乡情也就在这样的热闹中延续着。模模糊糊记得我小时候，奶奶和邻居们一起起个“会儿”，一家十块，十家八家凑到一起，这一回把钱给了这一家，救个急，等到期之后，把钱还给大家，再帮着另起一个“会儿”，帮衬帮衬另一家。这算不算那时的民间借贷，我不知道，但乡里乡亲、左邻右舍们相濡以沫、守望互助，却构成了老家千年来的风俗，至今还在这里延续着。
如果谁说：“请你坐上！”那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客气话。坐上，就是吃酒席的时候坐在酒桌最中心的位置，这是老家里最高的礼仪，也是对人最高的待遇。酒桌是圆的，十人一桌。在西方文化里，圆桌是没有上下左右之分的，亚瑟王曾在一张大圆桌上与他的骑士们共议国事，没有地位差异甚至君臣之分。今天的圆桌会议则继续着这样的传统，圆桌代表着平等与团结。但在老家，圆桌绝对有上下之分，而主位则毫无疑问是有固定位置的，根据酒桌的摆放位置、方位、朝向，户内还是户外，酒席一共摆设了多少桌数，等等，决定了主位的具体位置。主位一旦确定，其他位置依据与主位的远近关系，一一排定，从主位两边往下的座次也意味着重要性的依次递减。
这可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酒席上的座次，非得要“社会学”博士毕业才能搞清楚个大概，只是这个“社会学”不是学院里的社会学，而是乡土中国有关风土人情的所有学问。
谁能“坐上”，既与主人请客的缘由、目的有关，也与所请来的客人有关，它综合了一个人的地位、能力、身份、影响力等所有方面，绝不仅仅是请客者的一厢情愿。如果请来坐上的客人德高望重，地位尊贵，那不仅是主人家极有面子的事情，就是来的客人也跟着沾上点儿光，能与这样的贵人同席。
如果没有一位一言九鼎的大人物，而是几位能力相仿、地位相当的朋友，酒席上的相互推让，就成为这场酒席的第一道风景线。大家都不肯朝上座靠近，“你坐！”“你坐哟！”“你是（主人）请来的贵客，理应你坐上！”“你是（主人的）领导，你来坐上！”常常需要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回合的相互礼让，大家一起列举对方各种坐上的理由，一边揣度着自己在这几个人当中的位置。主人嘴里只说着“坐吧，坐！”任由大家互相推让。如果心里早有盘算，一般也要等着几个回合过后，方才指名谁来坐上；如果心里确实没有想好哪一位坐上，则在一旁说着“莫客气，请坐请坐！”几番礼让下来，大家心里也都掂量清楚，彼此的真实意图心领神会，座次终于排定，坐上的人则谦虚地说“你们都客气，我也只好坐了。恭敬不如从命！”主位落定，其他人也都一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主桌坐定，酒席才正式开席，而每一道菜，都先从主位开始。
这样的一番景象，让旁人看得云山雾罩，根本摸不着头脑，可是对于老家人而言，却又是那么简单而自然，用不着琢磨、盘算，一看场面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只不过相互的推让本就是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用老家的话说，叫“做礼”。聪明人会惦量好自己的几斤几两，知道在这个酒桌上自己的合适位置，从不僭越一步，而大家对于一个人的判断，仅从他选取的恰当的座位，就知道这个人的脑子是否灵光。若有谁冒冒失失坐错了位置，一个本不该属于他的位置，那不仅只是没有眼力架，更是挑战世俗权威的表现。如若他或她贸然坐上，那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不可原谅。
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五六十岁的保姆陪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一起赴宴。大家照例在酒桌不远处站着寒喧，互致问候，不时扫一眼酒桌关照着场面。主人恭敬地邀请老太太坐上，转头再去安排其他客人的时候，保姆就势在老太太身旁坐下。一桌子人错愕的目光一瞟而过，谁都觉得她大喇喇地坐下不合适，却没有一个人去叫她下来。主人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嗫嚅了半天，却也开不了口。客人们尽管背地里议论起来，都觉得她“不懂事”，鄙夷她，“嘿，没见过谁谁谁，居然自己就坐上！”但当面却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她却从此传为笑柄——这就是乡土中国！西方的邻居哪怕就是隔壁，也直楞楞地打电话把警察叫来，原因只不过是邻居没有及时修理自己的花园；而在中国，大家好的是面子，没有人愿意当面“做丑”，也用不着警察来维持秩序。乡土中国靠的是邻里间的闲言碎语，全是背着人在背后说，却代表了世俗的看法与认定。当然，最后这些话无不例外都会让当事人知道——在老家里做保姆的，本就是“街上”的，与大家都相熟。肯定会有好事者去密报，把别人对当事者的议论尽数告知。尽管她就是背后议论里最粗声大气、理直气壮的那一个，却在此时全然忘却原先的立场，转而站在了被议论者的一方，仿佛因为她是为主持正义而泄露了先前的秘密，她反对的最是背后议论别人，这样一来，她的“告密”合理合法且满含公道的立场。自然，也拉近了二人的关系。
被告知者面上一红，是谁也觉察不到的，但立刻就义愤填膺。她跳起脚来，申斥自己从不稀罕坐在什么“上座”。她赌咒发誓，全是因为要照顾老人，才坐在她身边，完全是为了尽一份责任，所以才没有去想什么“坐上”不“坐上”，谁都知道这是顺理成章的。她进一步证明，以前好多次吃酒席，她从不上酒桌，但每次都是大家再三叫她，她才勉强坐下。到最后，她还会打出一张苦情牌，诉说自己平日里照顾老人多么辛苦，一件又一件家庭琐事，她如何忍住所有的委屈，勤快，干净，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计较，只是凭着良心做事。叙述有真有假，有细节无真相，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核心是：那天“坐上”有一百个理由，但绝不是贪吃没眼力架！听者“同情地”附和，辩者慷慨激昂。以后遇到别的熟人，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拿出来说一遍、说两遍，哪怕多年之后，也保不齐再拿出来反驳几遍。
但她心里其实早就知道自己那天举止不恰当，犯了忌讳。从此她必定注意酒桌上的位置，不会轻易再出现这样的笑柄。背后议论和闲言蜚语，就这样成为一种特别的调节手段，使被议论者一边不肯承认、一边暗暗收敛；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些闲言碎语就是生活里的教科书，颇有警示教益，一个个“跌股现世”的反面典型，让旁观者不敢造次，告诫人们莫要轻易打破世俗旧规，而那些背后议论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让人从这些议论中习得乡土中国的各种民风禁忌、礼仪习俗，成为延续千年的道德规戒，强大而无形。
如今的老家，也早已迈入了4G的时代，互联网把世界连结在一起，集体买服装跳广场舞再上传视频、微信群里找人拼多多砍价成为这个县城的时尚，一点不比别处的步子慢。但就这样，混杂着时尚与乡土的社会，一天天生长蔓延着，还是一个完整的无缝衔接的世界，是我依然熟悉的地方。只是，我和家乡人的变化，一点点，不自知，一刻也没有停顿。
哪天，到我家乡去，我请你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