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经告诉我们，诗歌能够传达作者的志向、情感和人生态度，是心灵世界的反映。而饮酒这一题材从进入诗的领域开始，便与心灵世界经历了一段从疏远至亲密、乃至融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诗歌的最初阶段里，酒主要扮演着为祭祀活动、政治礼仪、宴饮酬酢服务的角色。从《诗经》的《周颂·丰年》、《小雅·鹿鸣》与《楚辞》的《九歌》、《招魂》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酒在肃穆庄严或者欢乐喧闹的场景中，既有崇高的地位，又显得非常的大众化，而与个体那善感的寂寞心灵却隔着一层薄膜。酒题材中的这类诗作，在日后随着酒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历久不衰而继续发扬光大，几乎历朝历代的著名诗人免不了都会参与其中，这类诗作虽然大多语言文字优美，清丽可诵，却带有某种特定的实际功能，情感上往往适可而止，较难触动读者的心灵。
庆幸的是，同样在中国诗歌的源头里，也能找到另一种与心灵世界关系较为亲近的饮酒题材。人们从饮酒的经验中获知酒能让人置身于一种朦胧忘我的境界中，于是开始尝试通过饮酒来祓除、暂缓心中的烦恼与忧愁。如《诗经》里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周南·卷耳》）；“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邺风·柏舟》）这些诗作的主人公自我远离那喧嚣吵闹的社会场景，沉浸在大自然之中，描写饮酒的同时也使心中的忧愁倾泻出来。这样一来，酒就与愁结下了不解之缘，“借酒消愁”的抒写模式，很快便赢得历代诗人的青睐，其主题内涵不断丰富与深刻，仿佛生活中所有的哀愁都与这一模式契合，最终在饮酒诗传统之中享有根深蒂固的地位。
流传至今的饮酒诗还告诉我们，诗人们还将酒与欢乐之间划上等号，从而引申出“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尤其在觥筹交错的场面中，诗人们意识到欢乐的时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发出尽情享用美酒的呼吁。如果再往深一层细加体会，将会惊讶的发现，原来“及时行乐”之中，早已饱含着诗人对人生无常、岁月不复的无限感慨。如《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鲍照的“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十五）！
跟“借酒消愁”一味的抒发愁苦不同，《楚辞·渔父》借着含有象征意味的酒，冷静的表达了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为饮酒诗开拓了另一种抒写模式。《渔父》篇通过屈原和渔翁的对话，传达了屈原坚持操守，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里面最为经典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名句，象征着中国古代文士的“仕隐”抉择。“仕”是儒家肯定立身价值所提倡的，而“隐”则是道家追求精神自由与解脱的感悟。因此，后世许多文士饮酒诗的主题内涵，都可在《渔父》篇寻找到端倪。
东晋陶渊明可说是这模式的继往开来者，而且通过他一己之力，竟然让这抒写模式成为后代诗人纷纷效法的“传统”，如宋代的苏轼就是其中一位特出的学习和崇拜者。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朦胧混沌的醉酒状态，与诗人宁静平和的心境融合为一，许多宇宙人生中的重大课题、人生价值取向，都在这个微妙的境界中被提出来探讨思索。
在饮酒诗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层次的饮酒诗以“里应外合”的姿态贯穿其中，渗透于诗人所处的客观外在环境，以及妙不可言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在翻阅一首首动人的饮酒诗时，不得不承认，身世传奇的酒也让诗具备了一种神秘的魅力，竟吸引了无数的诗人为之着迷，并且共同以卓越的才华，为这题材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通过认真不懈的探索和尝试，逐步使饮酒诗题材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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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艾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