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这是蔡锷国葬礼上，孙中山寄送的挽联。1916年11月8日蔡锷怀着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在日本去世，年仅34岁。这时的蔡锷已经是名满天下、功德圆满的护国将军。然而蔡锷本人却相反，他似乎陷入了另一种深深的忧虑，他甚至觉得什么事也没做，离自己的理想还很远。他有什么未实现的理想了?
文/高远
蔡锷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响应武昌起义的云南新军起义；二是发起、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对这两件大事，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后一件事情，为他赢得了“再创共和”的崇高声誉。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蔡锷做这两件事情之前，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在领导云南新军起义之前，蔡锷经历了一次“驱蔡风波”。事情发生在1910年，蔡锷当时在广西督练新军，广西的同盟会员想发展他参加革命，但蔡锷没有表态，从而引起了广西同盟会员的不满，认为蔡锷会是革命的阻碍，决定对付他，加之蔡锷在新军中位高权重（他先后担任过随营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讲武堂的总办），也引起了广西一些地方主义者的不满，这两部分人各怀心思，都想把蔡锷赶出广西。恰在此时，蔡锷奉命对干部学堂第二期学员进行甑别考试，淘汰了一些广西籍的学员，而保留了一些湖南籍的学员，那些人便借口蔡锷“庇湘仇桂”，掀起了驱蔡运动。蔡锷不得已离开广西，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奏调之下，他来到云南昆明，担任了新军第三十七协的统领。随后不久就爆发了云南新军的“重九起义”。
护国战争前后，人们对蔡锷的评价也是完全不同的，主要是依照他和袁世凯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普遍认为，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经历了“拥袁、疑袁、反袁”这么一个过程。所谓拥袁，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进行的南北和谈时期，蔡锷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二是1913年，在革命党人发起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当中，蔡锷支持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剿灭，并且还派兵到四川准备镇压熊克武。尤其是后一件事情，成了蔡锷的一大罪状，照此推理下去，倘若没有后来的护国战争，可以想象，蔡锷也会和袁世凯一样，被贴上“历史的罪人”的标签。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出生于今天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同乡名士、又是维新人士的樊锥爱其聪颖，收为弟子。1895年，蔡锷十三岁，督学江标很赏识他的文章，补为县学生。1898年，蔡锷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1900年，应梁启超之招，蔡锷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秋天，湖南浏阳人、原维新派人士唐才常准备在湖北汉口发动武装起义，蔡锷与十几位同学回国参加，后事泄失败，蔡锷的同学大多死难。蔡锷因为年纪小，还是个“伢子”，唐才常实在不忍心让他去冲锋陷阵，便安排他做一些联络工作。起事之前，唐才常交给他一封亲笔信，要他送给一个叫黄泽生的湘军统领，要求他举兵响应。黄泽生是一个做事沉稳的人，认为起事不会成功，又看蔡锷年纪太小，不忍看他牺牲，千方百计挽留蔡锷在自己家里住下，蔡锷由此幸免于难。此事之后，蔡锷重返日本，改艮寅名为锷，同时决定改学军事。梁启超顾虑蔡锷身体单薄，恐怕承受不起军旅劳顿的艰苦，但蔡锷却保证：“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门生。”蔡锷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同年，蔡锷回到祖国，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湖南和江西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工作，但时间都不长。1905年，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盛情邀请之下，蔡锷来到广西，协助李经羲编练新军。他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军校，培养干部。蔡锷办理学校，果敢坚决，纪律严明，许多棘手问题，一经他手，便迎刃而解，加之仪表堂堂，英姿勃发，很多学员将他奉如楷模。曾经在陆军小学堂学习过的李宗仁后来回忆蔡锷，依旧充满敬仰。他描叙蔡锷骑马，“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往马身上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赶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住马的臀，一纵而上……我们当时仰望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广西驱蔡风波后，蔡锷到云南，在新军中担任了实际的领导职务，云南新军起义之后，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后来他到北京，又担任了更为重要的职务，在军中可以说是步步高升。职务虽屡经变动，但始终不变的是他所持有的那种现代新军人的理念。何为具有现代理念的新军人呢？首先，在他们的观念里，军队是属于国家的，而不属于某家某姓，也就是说，不是私家军队，军队的职能是服务于整个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独立而不是为某人某派卖命。这一点，和八旗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二，军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民国建立之后，蔡锷有过一个著名的“军人不党主义”主张，这和他在革命之前不加入同盟会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军人入党，会导致军人干政，甚至军阀割据。蔡锷和革命党人交往很深，比如他和黄兴的交往便是，但从来没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蔡锷曾参加过统一共和党，但很快就退了出来。后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成立国民党，议举蔡锷为云南支部长，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1913年，他的老师梁启超组织成立进步党，蔡锷虽名列名誉理事，但史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梁启超拉一大帮实权人物以壮大声势的一种策略性做法，蔡锷实际上并未参加。不但如此，蔡锷还对当时国外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国内却又党派林立，纷争不已的情况十分忧虑，他希望有一个强力人物出来组织一个强力政府，在他的心中，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最初，蔡锷留学日本，袁世凯曾资助过一千大洋，他在心中应该是有感激之情的。袁世凯在清末练兵施政，成就巨大，相信同样作为军人的蔡锷一定也是十分佩服的。所以，他认为袁世凯是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甚至还说：“如果袁氏愿意，就让他做一个终身总统吧。”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就定都北京还是南京，有过一次“建都之争”，蔡锷从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选择支持了袁世凯，同时从军事的角度论证了建都北京的合理性，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汉族，字慰亭，号容庵，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新军的创始人。
二次革命爆发后，蔡锷坚决站在袁世凯一方。前文说过，这件事情，成为后来史学家指责蔡锷的一大罪状，认为蔡锷应该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对。从蔡锷的立场出发，当时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中国统一的一个象征，且并无他参与暗杀宋教仁的明确证据。而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在破坏国家统一，他作为一名军人，维护国家统一，是天职所在，理所当然。
袁世凯对蔡锷也是极为欣赏的。1913年10月，袁世凯调蔡锷进京，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并加昭威将军头衔，随后，又任命蔡锷为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处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要职。
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调蔡锷进京，是因为袁世凯害怕蔡锷有异心，以此来剥夺蔡锷的实权。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全国有那么多督军或者都督，袁世凯为什么单单对蔡锷不放心？没道理啊！更何况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是支持他的，他没有必要对蔡锷下手啊！实际上，袁世凯是把蔡锷放进了自己的核心机关，例如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就是袁世凯总揽军政权力的核心机关，人员由袁世凯的亲信组成，蔡锷不是北洋出身却能跻身其中极为罕见，足可以看出袁世凯对蔡锷的信任。据说袁世凯还打算让蔡锷出任陆军总长，后因北洋内部反对而搁置。
袁世凯对自己的信任与器重，蔡锷心里非常明白也坦然接受了，这里面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更多的是蔡锷认为袁世凯和自己有着相同的信念而产生的一种惺惺相惜之情。所以，早在进京临行前，他就当众宣布：衡量中国目前的形势，非袁世凯不能维持，他进京是为了帮助袁世凯渡过难关。进京后初见袁世凯回来，蔡锷甚至因袁世凯称呼自己为“ 松坡先生”高兴不已。对于袁世凯委以给他的职务他也非常热心，尤其热心于军事教育，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贡献给袁世凯。兼任经界局督办之后，蔡锷对经界局事务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并在短期内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
但蔡锷最终还是走上了反对袁世凯的道路。当时蔡锷反袁的旗号不是为了“共和”，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四万万人民的人格”与“共和国体”有什么关系呢？在蔡锷的理念中，现代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哪怕这个人是独裁者也可以，所以，他甚至同意袁世凯去做终身总统，可袁世凯一旦想当皇帝，那性质就变了，那意味着他的子孙后代，无论是否有能力、有德行，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的最高掌权人，而四万万人民又将如过去一样，匍伏在皇帝脚下，这就触动了蔡锷的底线。他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的个人能力，这种能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与时俱进的现代理念。而今，袁世凯本人背弃了这种理念，那么就不能再支持他，反而要推翻他，使国家体制重新回归到现代理念之中。
蔡锷护国，表现出了为自己信念而死的决心，在天津与梁启超分别之时，他与梁启超约定了两句话：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至今读来，令人动容！
有必要说说蔡锷的个人性格，我们不妨拿他和黄兴做一个对比。先来说两人的交谊。黄兴年长蔡锷8岁，两人相交于日本留学期间，一起办过刊物，参加过拒俄运动。蔡锷任职于广西新军时期，黄兴不仅与蔡锷多有书信往来，而且1907年同盟会在镇南关发动起义之时，黄兴曾秘密前往会晤蔡锷；二次革命期间，黄兴曾派人来找蔡锷，寻求支持，并附有“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诗句；护国战争前夕，蔡锷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征询黄兴的意见。1916年8月，蔡锷前往日本治病，逗留上海期间，黄兴闻讯，不远千里，从广东赶来看望，蔡锷离别之时，黄兴抱病亲往码头相送，后来蔡锷写给黄兴挽联中，就有“曾送我海上”这样的句子。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汉族，原名轸，改名兴，近代民主革命家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
在性格方面，黄兴与蔡锷有很多不同之处，黄兴虽性格宽厚，但有时容易激动，常有激越举动，蔡锷年纪虽比黄兴小，但为人处事，却很深沉很冷静，对重大问题从不轻易表态，正如朱德所回忆的：蔡锷除了工作之外，“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但他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便会雷厉风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然，这也与两人身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有关，黄兴一直是“体制外”的人，而蔡锷一直是“体制内”的人，且身居高位，手握重兵，所以做事不容他轻易表态，而是要深谋远虑。
正如前文所述，在镇南关起义之时，黄兴曾秘密找蔡锷，寻求支持，但蔡锷最终没有支持，而是不参与，也不告发；二次革命期间，蔡锷同样拒绝了黄兴要求他出兵支持的请求。相反，蔡锷于护国战争期间，征询黄兴意见之时，黄兴在精神和行动上都给予了蔡锷以支持。由此可以更深刻地看出两者之间性格差异，相比而言，黄兴比蔡锷更加磊落坦诚，有革命党人的无私，蔡锷则显得城府更深一些。同时，蔡锷对黄兴的请求不支持、不参与，说明了他是有原则的，比如他认为职业军人不应当卷到党派之争中来，比如他认为做事情要等待时机等等。他不告发黄兴，是因为他和黄兴在最根本的信念上没有差别，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之交。
驱蔡运动发生之时，蔡锷离开广西前，曾专门设宴招待参与驱逐他的一些同盟会员。席间蔡锷说：“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有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之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又告诫他们须遇事不惊、不怒，方才能成大事。
到了云南之后，蔡锷也与同盟会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络，但在表面上，他却从来没有流露出对清廷的不满之意，在任何讲义中从未注入革命思想。第三十七标三营见习排长、同盟会员黄毓英曾面见蔡锷，述说革命酝酿情况，希望蔡锷有所表示，蔡锷同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
反袁时期，蔡锷同样体现了他为人深沉的性格特点。一方面他秘密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当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反对袁世凯之时，蔡锷在北京却对人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你为什么不劝劝你先生？”蔡锷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为了掩人耳目，蔡锷在“筹安会”之后，也发起了一个“讨论国是会”，表示赞成袁世凯。
蔡锷城府深沉，是他做事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护国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7月，北京政府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护国战争取得胜利。同时，北京政府任命蔡锷担任四川督军及省长，但这时他的喉疾已经十分严重了，无法正常工作，于是请求离职，去日本治病。
关于蔡锷的病，有这么一种说法，他得的是花柳病，具体来说，便是梅毒。缘由是蔡锷在北京准备反袁时期，经常流连于妓院当中，由此得了梅毒。据说蔡锷流连妓院之时，还认识了一个名叫小凤仙的妓女，他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现在很多影视剧还把这段故事搬上荧幕，把小凤仙塑造成蔡锷的红颜知己，在事业上支持蔡锷，后来还掩护蔡锷逃离了北京，回到云南领导护国战争。说实话，以上种种说法，笔者很不以为然，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一个被别人夸大了的花边新闻。试想，小凤仙当时不足二十岁，出入欢场，对政治能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以蔡锷的城府，不会 和这位小姐有什么披肝沥胆的交流。笔者宁肯相信这只是这位将军私生活中的一种瑕疵（当然是按现在的道德标准来看，以当时的道德的标准，嫖娼是“成功人士”的时尚行为，蔡将军未能免俗）。非要给他找点“合理”的借口，只能说是压力太大，借嫖娼放松一下。至于什么“以嫖娼为掩护，松懈袁世凯对他的警惕”云云，多是现代作者为维护伟人形象，编造出的瞎话。以今天的道德标准看，嫖娼只是件并不光彩的风流韵事，当时干也就干了，但如果再把这种风流韵事，包装成革命的浪漫故事，简直就是亵渎革命了。笔者宁愿相信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不过是一段单纯的嫖娼经历，没有那么多高尚的内容。至于蔡锷的病，可能是喉疾和梅毒都有，当然，这些都与蔡锷的政治贡献无关。
小凤仙(1900年8月-1954年)，原名朱筱凤，原籍浙江钱塘。父亲是没落的满族八旗武官。小凤仙的幼年，生活在一个日趋贫困，后母对她很冷漠的家庭中。正史之中并没有关于她的记载，甚至连她的生卒日期都没有能说清楚，但她却曾是名动公卿的名妓。她曾帮助共和名将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凯的软禁，更因为与蔡锷的那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被人传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段爱情被拍成名叫《知音》的电影。
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噩耗传来，正在日本九州福冈医院治病的蔡锷，悲痛不已，他不顾自己已经病危的身体，在病榻上写下了《祭黄兴文》，又亲撰了一幅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之后，蔡锷病情加重，11月8日去世，年仅34岁。
临终前一天，也就是11月7日，天气晴朗，窗外天空正在进行航空大演习，蔡锷凭窗远眺之后，对陪在身边的蒋百里说：“我们国家也应赶早建立空军”。
蔡锷去世后，与黄兴一前一后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两人之墓，相距不远，青山绿树，英灵相聚，当为一大幸事！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这是蔡锷国葬礼上，孙中山寄送的挽联，孙中山把蔡锷比作东汉时期，为祖国开疆拓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名将班超和马援，这是一个很知心的评价，说明孙中山知道蔡锷本人的真正理想是什么。护国战役胜利，蔡锷取道上海去日本治病，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护国大将军”，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恭维之语不断。对此，蔡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他说：“这不算回事，战胜于国外乃为雄”。临终前，他又很感慨地说：“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在他的理念中，在国内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只有打败外国军队，让中国称雄于世界，才是一名现代军人的真正荣耀。他是怀有像班超、马援那样扬威于域外的雄心壮志的，但平生真正打的仗却只是一场内战，即便是为了维护共和制度的“正义”战争，但仍只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这与他让中国强大起来的理想相去甚远。今人皆从他再造共和、领导护国战争胜利的角度出发，以为他已功德圆满。然而，在他本人的内心中，实是赍志而殁、壮志未酬。对这一点，他的好友、同样杰出的蒋百里将军是理解的，称之为“公志未遂”。孙中山更是理解，所以才有这样的对联相赠。
蔡锷是标准的现代军人，他的理想应成为一切现代军人的理想：军人不党，战胜于国外乃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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