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古今中外，好酒擅酒者难以胜数，而真正知酒乐饮，且形诸笔墨者，则属少数，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
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女士携她的研究生杨早博士选编过一部《酒人酒事》（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在辑一“何以解忧”所选的名家名文中，头一篇就是周作人的《谈酒》，在辑三“酒话连篇”中，有周作人的《谈劝酒》一文！在辑四“酒界往事”中，又选了周作人《我的酒友》一文，在同一本书中，收录同一位作家与酒有关的三篇文章，周作人是的一位。
夏晓虹教授（她来绍开学术研究会时，我曾与她同桌吃饭，有过短暂的交谈），在为该书所写的小引中，又再一次点了周作人的名：“现代作家对于各地酿酒业的贡献实在非同小可。不便说是‘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但无论如何，文人的反复言说，确实积淀、造就了不同的酒格，赋予佳酿以深厚的文化意蕴。于是，讲到绍兴酒，就会想到周作人，提起北京大酒缸，也总忘不了张中行。而且，在这些文字的品鉴中，你分明可以读出绍兴老酒的文人气与北京白酒的平民味。”
我家祖辈与东昌坊周家曾经合族共居于周家新台门，若论辈份，周作人与我父亲同辈，比我只大了一辈。在兴房周伯宜门下排行老二。世人皆知周伯宜生了三个儿子，即老大周树人（1881—1936），小名樟寿，老二周作人（1885—1967），小名櫆寿，老三周建人（1888—1984）小名松寿。周作人此名还是我曾外祖父周藕琴的兄长周椒生（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监督）为他取的。其实周伯宜与其夫人鲁瑞一共育有四男一女。除上文提到的周氏三子外，还有比周建一点的女儿，小名瑞姑，不满周岁时因出天花患病而夭折。鲁瑞生周建人后又生一个儿子，即老四椿寿，惜6岁时死于哮喘病（肺炎）。据说周伯宜喜欢这个儿子，临终时说的后一句话，就是“老四在哪里？”椿寿病死时距其父周伯宜逝世不到二年。伯宜少奶奶先后失去了丈夫与爱子，心中十分悲伤，特地叫老二周作人请狮子街的画师叶雨香为老四画了一幅人像（其时绍兴尚无照相馆），裱成一幅小中堂，挂在卧房中，母子日夜相对。1919年，周家搬到北京后，此画也一直挂在老太太的房间里，整整挂了85年，直到1943年，鲁瑞去世，才取下交由周作人保管。我之所以节外生枝地写上这么一段，是为了替鲁迅家世做一点一般人所不知道的补充。
绍兴大户人家出来的人一般都会喝酒，都昌坊周家新台门里的人也不例外。祖父介孚公自不必说，父亲周伯宜平时一日三餐也少不了酒。周作人在《谈酒》一文中说他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次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个钟头。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都昌坊周家在周伯宜这一代已经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每天喝酒的条件还是有的，周作人的舅父和姑父家里都是自己做酒的，整缸整缸的酒，自己喝不完，自然会按时按节送到城里来给至亲喝。周伯宜曾因其父的科场案被革去秀才的功名，一肚子委屈情绪，喝的自然是“闷酒”，他是属于真吃酒的那种人，不在乎酒菜的好坏贵贱。伯宜少奶奶也能喝点酒，但家务事多不常喝。周作人说自己很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远不如其父与其兄，而且一喝就上脸，象个关云长似的，但喝酒的习惯与爱好，却从绍兴带到了北京。
1937年7月18日，周作人在北平写了《谈劝酒》一文，引乡人陈廷灿的《邮余闲记》与今人钱振鍠著的《课余闲笔》中的话，明确反对豁拳罚酒和强迫劝酒，认为主与客互酬，本是合理的事，但当有律度，要尽量却也不可太过量，到了酩酊酕醉，淋漓几席，那就出了限度，不是敬客而是以客人为快了。他还以其父周伯宜为例，说明对那些硬向人灌酒的人要坚守原则，不为所动：先君是酒量很好的人，但是痛恨人家的强劝，祖母方面的一位表叔喜欢酒，先君遇见他劝时就对不饮，尝训示云，对此等人只有一法，即任其满上，就是流溢桌上也决不顾，此是昔者大将对付石崇的方法。这对于今人如何应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劝酒者也是一种启示。
周作人个性懦弱，常常屈服于人。他说自己不会喝酒而性喜酒，遇酒总喝，但他有自知之明，少醉酒，据说毕生只喝醉过两次，一次是教他《四书》的寿老先生请他喝酒，另一次是自己家里请人喝酒。
在《我的酒友》一文中，周作人说他有两位很好的酒友一位是沈尹默，另一位是钱玄同。喝的自然都是绍兴酒，沈、钱两位的酒量都不大，但酒德都不错。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其中钱玄同晚年因为血压高，不敢再喝酒，为让酒友监督他戒酒，曾手书酒誓一张，交给周作人保管，发誓自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对戒酒。钱氏说到做到，从此再也不喝酒。
周作人的文友与学生知道周作人爱喝绍兴黄酒，每次去看他时，总会带上几斤绍兴酒和花生米之类的过酒坯，而周也是来者不拒。但晚年的周作人牙齿残缺不全，花生米也咬不动了。他虽然喜酒，但更爱喝茶，便以茶代酒，招待故友。毕生舞文弄墨的周作人从不抽烟，也从不熬夜，总是早起早睡，饮食有度，生活很有规律。到80岁那年，身体还很硬朗，如果不是那场骤然而至的急风暴雨打乱了他在八道湾的平静生活，他一定可以活得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