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山中饮，酒为世俗饮。这是古人对茶与酒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对比总结，不可否认，这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偏见，但也反映出了某一方面的真实。至少在凡俗社会之中，酒的受众要比茶大得多，受众群体的成分构成也要比茶复杂很多。因为饮茶、品茶是需要有一定的准入门槛的，饮茶天然地携带了某些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或矫情，而饮酒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对于绝大多数凡俗酒客而言，饮酒便是举杯、饮下，畅快甘苦心中自知，便足以。何须顾虑那么多的细节与讲究。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世俗之欲。
遍数古代王朝社会，酿酒、售酒行业最为发达的要数明朝，而明朝也正是历代王朝中世俗化最为明显的。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虽曾下过一段时间的禁酒令，但是旋即又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同乐”而取消，并“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明代·雷礼《皇明大政记》）。在南京建成酒楼十座，他还觉得天下升平，这十座楼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于是增造五楼，在洪武二十七年建成，他还“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盖仿宋故事，但不设官酝，以收榷课，最为清朝佳事。”（《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这些都为有明一代世俗酒文化的兴盛埋下了伏笔。
而且，在明初经历了短暂的战乱之后，经济恢复得很快，全国各地的酒店、酒楼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在明朝中叶，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人们纵情诗酒，声色犬马，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如意君传》等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在其他的各类作品中，对于酒的记载也是多如牛毛。其中当以中国明代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科学家宋应星、戏曲作家高濂的文字最为详细。《本草纲目》详细地介绍了六十九种药酒的制作方法和疗效，说明药酒在中国明朝已经得到普遍的应用；宋应星刊行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一书则是详细地记载了制曲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并配有很多实物插图。万历年间，高濂撰写的《饮馔服食笺》中收入了建昌红酒酿造法，同时也记载了很多种药酒的制作方法。此外，很多关于酒的专门著作不断涌现，酒的品种空前齐备。
人本身便是世俗之物，饮酒乃是天性释放，又何须估计“世俗”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