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酒究竟诞生自何时何地，仍是不可确知的谜题。最离奇的传说是古猿造酒，相传猿人把水果存放在洞中，夏天随高温发酵，从而产生了酒精，以此代代相传。尽管这种说法无法考证，但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酒精和人类文明几乎等长的历史渊源。
华夏文明里长久流传着仪狄造酒、杜康造酒的神话故事。《战国策》中有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汉代传说“少康造秫酒”，曹操有名诗，“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晋代文人江统在《酒法》一文中写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积郁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在中华大地各处，尽管酿造方法和原料有所区别，酒不约而同地诞生于世，流淌了成千上万年。历史过往皆成烟云，但从留存至今的古物传奇中，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窥见流传千年的浓烈酒香与豪情壮志。
“呼吸到从前朝代的味道”
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发现了两个装有液体的铜壶。两壶的铜盖咬合严密，启封时酒香扑鼻。后来经鉴定，壶中的确是古酒，竟储存了2200余年而未变质。
“我相信所有的元素都停在深不可测的地下，不停地发酵着，像酒一样，在时间中酝酿。”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曾经写道，“有朝一日，当后人轻轻挖开那些温湿的泥土，就会呼吸到从前朝代的味道；只需轻轻地一触，所有沉睡的事物都会醒来。”
从新石器时期，人类就发明了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用来盛酒。到了商周之时，酿酒业变得十分发达，酒具的材质以青铜器为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兽面纹兕觥就是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它形体椭圆，通体以雷纹为地纹，饰兽面纹和夔纹，纹饰华丽，工艺精美。商代甲骨文里对酒已有明确的记载，占卜时问神灵，是否用酒祭祀祖先，神灵回答可以祭祀。
祝勇认为每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气质，而商代的气质就是宽阔、野性、充满想象力，人们把现实中无法解释的问题交给了神，“而酒，恰好是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之一”。
秦汉时期最美的酒具是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几十件漆耳杯，它的双耳像雀之双翼，因此又称“羽觞”，杯内涂红漆，内底黑漆书“君幸酒”三个字。
后来的历史中大放异彩的瓷器出现在东汉以后。梅瓶是一种窄口丰肩的传统名瓷，瓶身修长，利于酒的储存，不易挥发。梅瓶在陶瓷鼎盛的宋代被称作经瓶，每次皇帝特设讲论经史的御前讲席后，都要宴请群臣，用经瓶盛装美酒。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只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全身布满纹饰，疏密有序，巧妙娴熟的刻花技法让人赞叹不已。宋代北方梅瓶的高度一般都在30厘米左右，而这件高达48.4厘米，更加高挑、亭亭玉立，神似一位身材姣好的优雅女子，颇具含蓄高雅之美。
“诗酒趁年华”
自古文人墨客多好酒。苏轼有言，“诗酒趁年华”。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事迹人所共知，杜甫在《饮中八仙》形容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据后人统计，李白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文中，大约16%直接写到酒；而杜甫1400多首诗，20%里提到“酒”字。酒在诗仙和诗圣心中的分量，恐怕不亚于诗歌。
酒是艺术创作的催化剂，书法家往往因酒激发灵感，有感而发，一挥而就。“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的字画很难得到，求者常用美酒款待，利用他的醉意求得字画。郑板桥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
唐代草圣张旭十分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他醉酒之后大喊狂写，下笔如神，力透纸背。高适曾形容他，“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
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的《兰亭序》就是“书圣”王羲之在酒后挥毫而作。据文献记载，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王羲之与当时四十一位名士到山阴（今浙江绍兴）之兰亭修禊，修禊完毕后，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王羲之趁酒酣之时，书写《兰亭集序》，“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等酒醒之后再写，无论如何都不及这一版本，“更书数十百本，终不能及之”。《兰亭序》真迹如今不知所终，存世的五大摹本，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每欲挥毫，必须酣饮”
相传在秦汉年间出现了一位道家仙人安期生，人称“千岁翁”，曾“以醉洒石觞，皆成桃花”。传闻虽不可证实，但说明很早以前人们就相信酒精有如神助，能为绘画艺术添上神来之笔。
唐代名家吴道子“每欲挥毫，必须酣饮”，他年少成名，不到二十岁就穷尽丹青之妙，擅画线条，人物衣带飘举，世称“吴带当风”。吴道子长期在长安、洛阳两地的道观寺院绘制壁画，曾有一位寺僧想得他的真迹，特意准备了百石美酒摆在寺院两廊下，吴道子大喜答应。
宋初画家李成原本是唐代宗系，改朝换代后家道中落，怀才不遇，纵意于诗酒风月。别人来求画，必须先备酒席，等他饮酒至酣后才落笔。米芾形容他的画，“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李成生性孤傲磊落，最后醉死他乡。
与吴镇、倪瓒、王蒙并称“元四家”的黄公望是山水名家，他晚年嗜酒，常酣饮游乐，客居虞山二十多年，留下了许多饮酒作画的佳话轶事。名作《天池石壁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有题字：“平生好饮复好画，醉后洒墨秋淋漓。”
把饮酒场景绘入画中，最早可能要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宴饮图》。1957年在洛阳发掘的一幅西汉壁画墓中，《宴饮图》画在主室后壁上方，正中有二人踞坐，手持角杯，左右各有三人侍立，左侧一人挥剑成舞，右侧二人在火炉前烤肉。郭沫若考证认为，这幅画应取材于鸿门宴的典故。
在酒都宜宾，一座东汉崖墓大石棺上绘有一幅浮雕，名为《厨炊宴饮图》，现存于宜宾博物院。画中悬挂着猪腿、鸡、鱼、菜篮，厨师立于案桌正举刀宰杀一条硕大的鲟鱼。桌旁有主客二人对坐，正互相举杯劝酒，左面一人左手举杯，右手持勺；右面一人右手举杯，左手执壶，饮宴甚欢。
当时居于古代宜宾的是僰人，这是一个好酒的民族。僰人引进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粮食产量逐步增长。作为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重要塞道，各民族通商往来频密，僰道的酿酒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就连远在西北大漠的佛教壁画中，酒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被记录了下来。榆林窟第3窟的《千手观音经变》，出现了很多日常生产的场景，图中有一人蹲在灶前填薪，手中拿着吹火筒；另一人端着碗，正在与司炉的妇女交谈，地上摆放着酒壶和水桶，是一幅家庭酿酒的真实写照。
酒在画中常常作为安宁富足的符号出现，用以烘托其乐融融的氛围。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各色酒家酒肆，酿酒需大量食物，只有国库粮仓充盈，才会有富余的粮食用于酿酒，这幅画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太平安乐、国泰民安。《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当时的饮酒习气：“大抵京城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皆用瓷器，费银近百两。”
南唐画家顾闳中创作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韩熙载的宾主案前不过8样食物，谈不上奢侈，倒是几件酒器引人注目，两件湖田窑青瓷温酒壶，釉色玉润夺目。
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和他的中国同事共同创作过一幅《乾隆帝岁朝行乐图》，描绘了乾隆帝与众多皇子在宫苑内迎新年的情景。乾隆帝怀抱小皇子坐于廊下，几位皇子或放爆竹、或踩岁、或熰岁，画面的鱼灯和挂于戟上的玉磬，取“吉庆有余”之意，表达对新年美好的祝福。乾隆身旁的宫人手捧金瓯永固杯，清代皇族认为，酒能通天通神，所以新年喝屠苏、端午饮雄黄、重阳喝菊花酒，才能达到天地人和的境界。
古往今来，酒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文化和审美活动。文人墨客借由酒的醉意，留下一幅幅自由绚烂的精良艺术品。如果说西方人的酒神精神是尼采所说的狂热、冲动和激情，那么中国人另有一套自己的酒神精神，它是悠悠天地间的万丈豪情，以及旷达洒脱的精神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