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素素
苍天无语，却给冷热分隔出经纬。自然有意，为万物造化出母土。于是，生南为橘，生北为枳。于是，梅花多绽放于南方，杏花多盛开在北方。
在传统的眼光里，杏与梅虽花形相近，却风情各异。梅花喜寒，且开在料峭早春，于是被认为品高气傲，画师也总是让它掩映在豪门大宅的后花园里；杏花追暖，花期迟迟，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和野性，农夫村人就把它栽种在私田的壕埂上或自家的院墙外。
杏花树下，种着我的乡愁。
我的出生地在辽南乡村。在我的记忆里，春天来了，杏花就开了。而且，河冰消融，燕子归来，都算不上热闹，只有杏花如雪，才是真正的锣鼓喧天。节气与花期，一直就如此这般，兀自成契。
其实，在四季分明而匆忙的北方乡村，杏花既是一种花朵，也是一种意象，有地理的标识感，也有人文的隐喻性。土生土长的杏花，不挑肥拣瘦的杏花，曾陪伴了无数乡村孩子的童年。
直至今日，即使离开乡下好几十年，我也不舍得抖落发梢上的花屑，而且从不以小村姑身份为耻。老家屋后那一树杏花的姿影，一直在我的念想里婆娑着，那淡而清冽的香气，也一直在我的鼻孔里袅袅着。若正是仲春时节，影影绰绰的杏花，与河面的晨霭、屋顶的炊烟便混成了团，以不绝如缕的柔软，苦中带甜的坚硬，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凝成一片化不开的离殇……
关于杏花，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就在于不久前去了一次杏花村。是的，我在杏花村看到了太多的杏花，只能用不吐不快来舒解它们带给我的紧张。
杏花村属晋。此行，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入晋。
我知道，晋在黄河之东，所以古称河东。因太行东踞，故名山西。我还知道，河东也好，山西也罢，自古就属炎黄尧舜之率，禹夏殷商之土，周秦汉唐之源。所以，至今仍有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唯其煌煌如此，巍巍如此，我这个自知行囊稀薄的辽东客在去的路上就摆正了姿势，既然你在上游，我在下游，那就高山仰止，尊而敬之。
好在此次来杏花村，行程非常简单，看杏花，喝汾酒。我不懂酒，也不擅酒，那就更简单了，只看杏花。当然，这个季节在哪里都看不到杏花。杏花村之殊，就是它让我看到了别处没有的杏花。
杏花村的第一片杏花，开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时代。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如今的它们不是以植物的形式站立，而是以河滩淤积的姿态，隐身在望不到尽头的史前烟火里，深藏在深不见底的黄尘厚土下。
记得，去时已是日影西斜的晌午，来看杏花的却不止我一个。所有的车和人，都静静地伫立在那条繁忙的国道边上，目光迷离地向那片洼地张望。以前皆为沃土良田，如今已大多弃耕，只见大片的荒草野蒿丛中，浮出一块醒目的石碑。想走到近前看个清楚，却被路边围护的铁网拦住了，而且被告知，附近一带没有缺口。
我便问，碑上写的什么？答曰：杏花村文化遗址。原来，遗址所在之处，属于今天的汾阳杏花村镇东堡村，故以杏花村名之。一下子，我也有了好多人都在说的穿越感。
我相信，六千年前，这里一定有杏花盛开。不止如此，这里还闪射出一道文明曙光：六千年前，这里不只有杏花，还有粟麦菽粱。细心的考古专家，在太多的陶碗泥盆里，拣出了一只小口尖底瓮，据此断言，在六千年前的汾水岸边，先民们就已经把蒸熟的谷物放入瓮中，酿出了华夏谷物酒的第一缕清香。就是说，六千年前的杏花村，既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初始之地，也是中国汾酒的原乡和祖庭。酒的发明者，既不是仪狄，也不是杜康，而是一群无名的黔首黎庶。
六千年前的故事，虽然无法触摸得到，站在路边的我，却觉得隐隐地闻出了撒落在泥土里的米香，嗅到了窖藏在岁月里的酒氛。
杏花村的另一片杏花，开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它没有杏花村文化遗址那么古老，而且是以分行文字的形式，与一个诗人的名字一起，印刷在《唐诗三百首》里。诗云：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诗的作者叫杜牧，本想早一些走上仕途，却生不逢时。于是，在大唐晚季的某年某月，跌跌撞撞来到了汾州。却天不作美，被一场淫雨浇得狼狈不堪，只好问路寻酒，以释春愁。可是，他自己也断不会想到，不过是酒醉之后的随口一吟，怎么就成了千古绝唱？
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因与果，瞬间生成。尽管酒早就有了，杏花村也早就有了，可是杜牧没有来。它们只好耐心等一千多年前的那个雨天，因为牧童的一个手势，杜牧的一顿闷酒和一首诗，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诗酒相伴的杏花村，也才让一个快要谢了芳颜的杏花，就此定格为一枚古老的村徽，灿然千年，仍灼灼不凋。
杏花与酒，本不相干。因为杏花村的酒，并非杏花所酿。但是，如果不叫杏花村，即使有牧童遥指，即使杜牧也去喝了酒，也一定写不出好诗。正因为它叫杏花村，村里有窄巷，巷里有酒家，酒旗飘飘，酒客芸芸，小小的杏花村，俨如酒之重镇，才让大唐诗史上有了一首妇孺皆能成诵的《清明》。
不过，一千年前的杏花村生意再好，也一定是商俗弱而文风盛。杜牧入晋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踩着前辈的脚印来到祖上任过职的汾州。据载，唐代诗坛的教父级人物大都来过这里，最著名的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诗冠天下，自不必说，还个个好酒，且都在诗里写过汾州佳酿。
继杜牧之后，更有薛能、许浑、温庭筠等一干诗朋酒党接踵而至，豪饮之余，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位名叫司空图的本土诗人，还曾斗胆与杜牧的《清明》唱和，写了一首《故乡杏花》。诗云：
寄花寄酒喜新开，
左把花枝右把杯。
欲问花枝与杯酒，
故人何得不同来。
就诗而言，司空图肯定写不过杜牧。但是，我在他的诗里再次看到了唐代的杏花，或者说唐代汾州的杏花。一首诗，即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佐证，说明古汾州之地确实有杏花，说明自杜牧给杏花村打了广告之后，杏花已然成了当地的一道著名风景。此外，就个人气质而言，在司空图的青涩里有一股无拘和果敢，我反而觉得比杜牧要酒脱和俊朗得多。既是他们之间的唱和之作，那么诗中那个没有同来的故人，应该就是杜牧吧？
左把花枝右把杯——在这首诗里，此句最是不俗。右手把杯的时候，左手还要将杏花邀上，只这一个动作，就让我洞见了唐朝的风雅，唐朝的浪漫。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穿越到一千年前，把花枝握在左手，把右手的杯子斟满，喝他个不醉不归。
杏花村的杏花，已然是汾酒的代名词。
也是受了杏花的盅惑，虽自知不胜酒力，却在去汾阳之前就做好了喝酒的准备。想不到，一入酒店大堂，便见签到薄旁边摆了四个青花瓷小杯，分别是汾酒、竹叶青、白玉汾和玫瑰汾。毕竟初来乍到，还要装作斯文，主人递过酒杯时，只浅尝了一口玫瑰汾。然而，后来的几天，竟喝上了瘾，四个青花瓷小杯，每一杯都尝了不止一番。真个儿是左把花枝，杏花带雨；右把酒杯，汾水微醺。
其实，早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代，汾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史载，北齐的武成帝高湛，曾给自己的胞弟写过一封家书，说他自己平时喜欢喝汾清，劝弟弟也喝上两杯。这封家书，后来入典《二十四史》。
彼时的汾清，即是现在的汾酒，也是汾酒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名字。无庸置疑，被皇帝举荐的酒，就是理所当然的国酒，被编入正史的酒，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酒。所以，后世有诗赞曰：老夫记得高王语，两字汾清补酒经。试问天下，试问古今，一千五百年前，有谁家的酒获得过此等殊荣？
由此可见，满腹经纶的杜牧，一定熟读过前朝编撰的《二十四史》，所以他一定要来汾州借问酒家何处有。尽管是姗姗来迟，尽管只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杜牧此行的意义却是一次历史性的刷新。因为正是他的一首小诗，让汾酒和杏花村的知名度超过了北齐的武成帝时代；正是他的一首小诗，在中国人长达一千多年的语境里，杏花村就是酒，酒就是杏花村。想想看，这世上还有哪一种花，与酒的关系如此亲密、如此缠绵？
杜牧之后，还有袁枚。他的方式不是诗，而是随笔，一册《随园食单》，让汾酒之名达到了顶峰。袁氏是乾隆时代的大文人兼美食家，在他的食单里，细描详摹了流行于江浙的三百多种南北菜肴和饭点，而独独为汾酒正名曰：天下第一烧酒。
天下之大，酒类杂多，只有第一烧酒，能入皇帝、诗人、美食家之法眼。正如某君所言，有的酒只有过去，没有现在，有的酒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汾酒的雍容与大气，就是它的源远流长，泱泱六千年，未曾有过空白。因此，说它是酒的活化石，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无酒可媲。
在汾酒的故事里，我看见了宝泉益。只是当年的宝泉益酒坊，已改叫杏花村老作坊博物馆。
它坐落在一条特别具有怀旧感的老街上，其实是一座完整的清代酒坊的旧址。我一眼就看到了，高大的门楣上，镌刻了三个红漆大字：杏花村。几天的寻访，好像一下子有了答案和归宿，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杏花村！
此坊的东家姓王，其子孙因商而贵，至光绪一朝蔚为当地的望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王氏族人决定在杏花村的卢家街开设酒坊，取名宝泉益。王氏东家之所以在此选址，主要看好这里有明清时代的酒坊遗存。古井是宋代文物，申明亭和杏花园是明清旧迹。
整个酒坊，依照王氏南垣寨自家老宅的风格构筑，院门高大，院墙巍峨，至今仍然不失豪门巨户之仪。细看院内，格局严整，功能分明，商住有序，噪静隔离。院外面街，虽柱廊雕绘，匾额参差，亭台相望，铺面相连，却内敛而不外炫。观其规模和气势，不由得让我想起之前去过的几个著名的晋商大院。
王氏的宝泉益酒坊，当年曾在杏花村做得风生水起。它不只是卖酒，更重要的是酿酒。心高气盛的王氏东家不惜重金，聘请的掌柜和师傅都是杏花村最好的酒工，给予的待遇更是让受雇者死心塌地。在汾阳的城市档案里，有太多关于百年老字号的记载，肇始于清末的宝泉益既是其中之一，也是首屈一指。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接过的是千年杏花村的香火，它传承的是千年杏花村的祖脉。所以，它不是百年老字号，而是千年老字号。
在老作坊博物馆里，展出了两款晚明山西籍名士傅山的题词。其一曰：得造清香。其二曰：清香天下。一看便知，这是他专为汾酒所题。他说得没错，由明末到清末，汾酒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向天下走去。公元1915年，宝泉益用杏花村古井水酿的酒，果然从大洋彼岸骄傲地捧回了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在中国参展的白酒的谱系里，它是唯一以独立品牌获此大奖的白酒。
杏花村与旧金山，隔空相望七万里。汾酒的清香，真就越过了浩瀚的太平洋，飘向了全世界。所以，汾阳的朋友总跟我说，汾酒的清香，就是杏花的清香。因为杏花是汾酒的DNA。因为杏花既是汾酒之徽，也是汾酒之德，既是汾酒之形，也是汾酒之魂。
言之凿凿，我却甚以为然。的确，每一滴汾酒里，都有杏花。那是绵绵了六千年的长香幽袭，悠悠了六千年的暗香浮动。
4
山西是晋商的发家之地。晋商之精英，有的留在当地，有的走向全国。在老作坊博物馆里，记录了许多走出去的晋商足迹。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商帮里，晋商是最成功的一群。
某次小酌，曾听汾阳朋友说，当年的晋商离家之时，一定要把关公像背在行囊里，为的是不用说话，就让所到之地接受自己，相信自己。与关公一起上路，原本是想表达经商者的守诺重义，可当他们与关公一起留在了商旅之地，关老爷的角色却由红脸武神变成了红脸财神。直到现在，也莫不如是。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不论中国还是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在神龛里或立或坐。人们却不知道，最早把关老爷奉若神明的是晋商。
当然，与晋商一起走南闯北的不只有关公，还有杏花。他们在家的时候喝惯了汾酒，出门之后始终就馋这一口。原来就是酿酒出身的晋商，会在异地重操旧业，在他乡埋下地缸支起烧锅，有句谚语说得好：会做山西汾酒，腰无分文天下走。而那些不做酿酒生意的晋商，出门也没忘了带上酿酒的技艺，因为汾酒在哪里都是最大的商机。正因为如此，打开中国各地的名酒史，里面一定有晋商的影子。只不过一方水土一方味道，用汾水酿出的酒，有杏花般的清香，在别处用别的水酿出的酒，则变成了别的什么香。
在晋商的江湖里，有一支是来自汾州的晋中商帮，也就是汾商。在汾酒博物馆里，曾有这样的记载，自明中叶以后，汾商在中国驰骋了五百多年，汾酒也跟着汾商在中国清香了五百多年。给我的感觉，汾商与汾酒，就像汾酒与杏花，三生三世，不离不弃，如影随形，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连理相依……
记得那天，面对杏花村文化遗址，我当即就汗颜了。
二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酒的文字，题目叫《纵酒地带》。彼时，我正游走在大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突然就被东北人喝酒的事儿吓了一个趔趄。我发现，东北虽然盛产大豆高粱，但是东北不产名酒。只有各种各样的小酒坊，俗称烧锅子或烧刀子。叫烧刀子，不外是酒质低劣，喝进嗓子里，像被刀割了。尽管如此，东北人照样要大口喝酒，酒是东北人血管里的血，肉体里的支撑。我就想，在当年闯关东的人流里，一定不乏会酿酒的晋商，那遍布东北的烧锅子，总有几个从汾酒那里得了真传。
记得，在黑河的一片白桦林里，我就见过一座巨大的城堡式酒坊，四个城角都是有枪眼的炮楼子，那种堂皇和威严很有点晋商大院的架势。然而，几百年过来，东北人大多只是学到了些许酿酒的技艺，把一个著名的冻土地带喝成了一个著名的纵酒地带而已。
这么说，绝不是吃里扒外，而是对文化的宾服。一盅酒，原本是形而下的物质，可当汾酒遇上杏花，就成了形而上的文化。在汾阳的酒桌上喝酒，看不到野，在汾阳听人说酒，也觉不出急，那种少见的衿持和内敛，反倒让我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夕。
其实，晋虽地处中原，却偏属北方。唐时的北方，最流行的是边塞诗，内容大多是大漠孤烟直、马革裹尸还、醉里挑灯看剑之类的豪迈和血腥。南宋以后，北方文风衰退，南方英俊辈出，在南方文人的笔头上，梅兰竹菊四种植物始被称为四雅。于是，南方的诗画和北方的雄浑，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文和性情。这种不同，在关外的东北似乎没有多大改变，在中原的三晋旧地，却因为历史的家底足够殷实，文化的基因始终都在，一举一动，仍保持了唐诗宋词里的气质和风度。
总而言之，在汾阳看花也好，喝酒也罢，都让我这个关外客感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调子。或许，这就是站在源头与站在末梢的差别吧？就是此处杏花与别处杏花的差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