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史上，有两个喝酒的巅峰时代。
一个是现代，一个是魏晋时期。
酒对于魏晋中人而言，有忘忧、避祸、服药等不同的目的。阮籍、刘伶等人的纵酒以寄情怀，其实有它的历史渊源，也为历史留下了曲水流畅、竹林七贤等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
魏晋中人的饮酒风俗，从曹丕的《典论》就可见一斑。
他在《典论·酒海》描写灵帝时的情形：
孝灵帝（刘宏）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牵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使小大差踦，无不颠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随而笑之。
魏晋中人在纵酒狂歌的背后，蕴藏的是人生虚无的悲哀，也是人对生命不可言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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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全国人口5650万，而130多年后，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全国人口仅有760万，锐减86%。
其实导致这一时期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我们在许多古装武侠剧片头，常常会看到：
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当权，杀戮频生，群雄并起……
当时，人均寿命约在四十岁左右。例如，曹丕和曹植两兄弟的寿命都只有40岁而已。用现代人的寿命比较，曹氏兄弟还没活到可以品尝出茅台好的年龄。
再看看与曹氏兄弟同时代的“建安七子”的寿命：
孔融，55岁；王粲，40岁；
徐干，46岁……其他几位，虽然生年史料缺失，但是都死在了公元217年之前，想必他们的岁数超不过50岁。因此，自东汉末年到魏晋，文学创作中多有“谈逝”之风。
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司马家族孤心谋夺曹魏政权，大型杀戮，动辄夷族，更促使人但愿长醉不复醒。
酒是魏晋人解脱的妙方。
孔群以糟肉浸酒“乃更堪久”，以禹借酒避祸。王光禄说：“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说：“酒正自引人着胜地”；王忱：“三日不酒饮，觉形神不复相亲”；张瀚认为身后名声，不如“实时一杯酒”。毕世茂就更厉害了，直接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篇》）
太元二十年，长星出现。其实就是出现了彗星。这个征兆被解释为将有帝王驾崩。孝武帝司马曜听了自然情郁于中，夜里常到华林园喝酒解闷：“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整个社会充满了末日情绪，饮酒求醉，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消愁解闷的良方。阮籍的醉酒，是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这种心态，终不如刘伶对酒终生的纯粹，那么的一往情深。酒入骨髓，《酒德颂》成就了刘伶的千古名篇，既是饮酒宣言，更是他放浪形骸、游戏人间的哲学。
虽说“死便埋我”，而“酒仙”却最终得以寿终。
魏晋人喜饮酒，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行散。
当时的人，特别是达官贵人，喜欢吃五石散。五石散是种毒品，虽然可以补阴壮阳，但是吃了之后要不停地运动，让药性挥发，否则便会中毒而亡。
阮籍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醉酒佯狂，而嵇康为了逃避司马昭，跑到山上跟着孙登和王烈求仙问道。
他们的结果，鲁迅就下了论断：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傲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最终，嵇康被司马氏弃首东市，阮籍在酒乡里，终得善终。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虽然位至三公，却在“八王之乱”自身有生命之虞时，假装服散药发，主动跌入粪坑，忍辱含垢，以存性命。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和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
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酒，就是他们的壮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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