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 云酒头条
2014年6月，记者曾与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会长、原五粮液集团董事长王国春有过一次长谈。
彼时，酒水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打乱了白酒产业的原有格局。
在那次长谈中，王国春曾善意提醒，尽管川酒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需警惕以洋河为代表的苏酒崛起现象，警惕在新一轮消费口感变迁中川酒从领导者变为跟随者。一系列观点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表现出了超前的预见性。
王国春对五粮液、对川酒的关切，不只停留在言语层面。
自2012年出任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会长以来，他多次带队深入省内外白酒主产区调研，以翔实报告为川酒产业转型升级寻求对策。他还在川酒范围内力推酿酒、鉴评“双大师”评选，从人才竞争高地运筹帷幄。
在他看来，严峻挑战与重大机遇总是相伴而生。他眼中没有所谓的危机，只有永远在变化的市场。
2017年3月，王国春被任命为五粮液集团名誉董事长。很多人说，这是一份迟到的肯定。
纵然姗姗来迟，但在王国春卸任五粮液董事长已将近6年之际，还能得到这样一份肯定，其中的分量更加耐人寻味。
近年来，由于眼疾和夫人身体不适，王国春已逐渐深居简出。
但他门前从未冷落。请他出山者、上门求教者始终不绝。他也毫不吝惜，倾囊相授。
今年3月6日，记者与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秘书长李富荣、常务副秘书长吴亚东一行来到都江堰王国春家中，由此开启了第二次长谈。
距离上一次访谈已时隔将近5年，我们的话题却似乎并没有被中断，反而因时间的加入而得以延展。
1“我们必须脑袋要清醒”
就在3月6日的前一天，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因病去世，享年91岁。
褚时健比王国春年长将近20岁，两人却几乎是同一时代的风云企业家。
1994年，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做成亚洲规模最大时，王国春执掌下的五粮液在销售总额、利税总额两项指标上也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并在次年被认定为“中国酒业大王”。
一位是烟草大王，一位是白酒大王，创业经历又十分相似。于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我们很自然地聊到了褚时健。
我原本以为，王国春会像中国企业界和媒体圈的诸多声音一样，对褚时健的经历报以极大同情，或是为其鸣冤抱屈。
然而出乎我意料，王国春对褚时健的描述相当客观。大致有两点：一、功劳很大；二、有过违法行为。
因为逝者已矣，我们没有太多去评价褚时健个人的功与过，而是对当年国有企业家贡献与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探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经济领域频繁出现国有企业家“59岁现象”。当时很多说法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家贡献与所得落差悬殊。这也是当年褚时健一案巨大争议的焦点所在。
对于这种现象，王国春的见解与曾以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郎咸平颇为相似。他认为，国有企业的老板是国家，企业家只是打工仔，“你打好工，老板给你多少是老板思考的问题。你觉得少了可以跳槽不干，但不能自己思考去拿。这是底线，是原则，我们必须脑袋要清醒。”
在2004年前后，郎咸平针对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关系曾打过一个类似的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郎咸平所针对的，实际不只是国有企业家在法律允许之外的以权谋私现象，还包括在法律没有提出反对的空间内，通过产权改革合法地将国有资产变更为私人资产的行为。
当年褚案发生后，曾有舆论认为，褚时健的错误是“早生了几年”。因为在他被拘捕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中国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运动便全面推进。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改制，改变了打工仔的命运，成为企业实际的主人或是股东。
让我好奇的是，王国春引领五粮液登上“酒王”宝座并大放异彩的时候，正值国有企业产权改革MBO之风盛行。以王国春对五粮液的贡献和威望，为什么在当时没有走这条路？
2“我就想干成一点事”
王国春透露，当年四川省里曾有意让他改制，但他没有接受。同一时期，剑南春则通过管理层曲线MBO实现改制。
“改就是想持股，领导班子想持股有个很大问题，那时我没钱。我一个月工资，怎么买得起股呢？”王国春说。
根据1998年五粮液上市当年的年报显示，王国春的年薪为3.3万元。到2006年王国春离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他的年薪也才涨至10.5万元。
不过，在1998年至2003年前后的产权改革高峰阶段，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收入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
同一时期，在洋河、口子窖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高管举债入股、以政府奖励款出资等做法，便突破了这一障碍。当然，与这些企业相比，彼时风头强劲的五粮液在资产规模上要遥遥领先，入股的资金难度也更大。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在当时国企改制的实际操作中，不乏有企业通过或增或减的手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所谓增，就是增加负债。减，即减少资产。
王国春对这些操作手法并非浑然不知。
“我知道要怎么改，但我不会走。他们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使国有资产缩水。比如国有资产值2个亿，你没那么多钱，又想占那个便宜，就只有让企业亏嘛，亏成1个亿、5000万，就买得起了。”王国春之所以不走这条路，说到底还是性格使然。
“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把国有资产缩水，做成亏损，也不是我的风格。”
熟悉王国春的人都知道，他平时在个人生活上非常简朴。身边与他共事多年的人，都能随口说出这方面的例子。
▲3月6日，记者与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秘书长李富荣、常务副秘书长吴亚东一行来到都江堰王国春家中
比如他在位时住酒店从来是三星级，并且要标间。不坐头等舱。曾经有人给他定过一次头等舱，最后也让给专家坐了。他日常与夫人两个人吃饭，就吃一个菜。有事去宜宾，也常常是坐大巴往返。
在他离开五粮液之后，他的继任者唐桥、李曙光都曾表示过，有事要和他们提，但王国春从来也没因个人事情找过他们。
对于吃穿，王国春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不在人前，不在人后就行了。”
我当时问他，“你不在乎吃穿不在乎享受，那你在乎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就想干成一点事。”
王国春曾有一个口头禅：要么不干，要么干成第一。“我这个人想体现个人能力，很要强。一旦把资产缩水影响企业的发展，我不干。”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五粮液可以在王国春手里，从一个原本并不具备优势的地方小厂，蜕变成享誉世界的中国酒业大王。
“你把企业做大了，国家还是能看到你的成绩。给了我不少荣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表，还有由于我在科技方面作出一些贡献，是比较早那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我终身享有。”
3“五粮液一定要走多元化”
王国春的这种性格，对五粮液的发展思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至今仍在影响五粮液。比如，他曾力主的多元化扩张，如今正是五粮液千亿战略的重要支撑。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领导也好，消费者也好，评价企业到底行不行，就看你大小，看销售收入。”比如曾经的“中国彩电大王”长虹，从利税来看比川酒六朵金花都要小，但由于体量大，连续多年位居四川企业100强和制造业100强榜首。
“所以我那时定义五粮液，思路是一定要走多元化，一业为主，多元发展，很多人不理解。”王国春解释说，酒实际上是个小众产品，当时因为酒的价格比较低，全国的酒加起来也只有几百亿。一个企业再厉害，市场份额一般最多占20%至25%，而长虹一家就是几百亿的销售，“永远人家都看不起你”。
出于做大五粮液的考虑，王国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力推五粮液多元化战略，先后涉足制药、塑胶、模具、纸业、汽车、玻璃、日化等多个领域。
在这些产业中，除了与酒业密切相关的印务公司、以塑胶和模具为主的普什公司和玻璃公司等有所盈利外，其余投资均收效甚微。这也一度为王国春招来巨大争议，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他在五粮液的一大败笔。
不过，王国春本人并不认同这一“失败”之说。
“多元发展的思路就是，主业做强做大，所谓做强就是做利润，以支持多元，而多元就是做大做强。多元我不强调能赚多少钱，主要是做销售收入，只要不亏，少赚一点。长虹也没赚多少钱。”
在王国春看来，外界对他的不理解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理解终将会变成认同。
如今“李曙光时代”的五粮液，便充分说明了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性。
在与茅台的千亿之约中，多元化成为五粮液竞逐千亿的超级黑马。
数据显示，2018年茅台集团营收859亿元，其中茅台酒及系列酒营收约750亿元。单从主业来看，五粮液400亿元的酒业收入显然不及茅台，但集团总收入高达931亿元，比茅台更加接近千亿目标。其中，除酒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为五粮液贡献了531亿元的大半壁河山。
4“做酒最核心的问题，真的是要把东西弄好”
“很多事情，没有思路就看不到方向。”王国春说。
在5年前的那次长谈中，他曾表露出对川酒“大而不强”的隐忧。当时的背景是，原本领先于茅台的五粮液，在2013年被茅台赶超，并且差距逐渐拉大。洋河的异军突起，也对五粮液形成追赶势头，甚至一度在某些方面与五粮液近身相持。
在王国春来看，以洋河为代表的苏酒崛起，实际是抓住了消费者口感变化的趋势，并扬长避短。
浓香型白酒的传统特点是香大于味，其中的主体香成分是己酸乙酯。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苏酒中的己酸乙酯含量天生就没有川酒高，浓香程度也就没有川酒好。
在上世纪90年代，好酒的标准是要有劲，川酒的浓香特征更符合消费需求，于是大行其道。当时江苏的“三沟一河”，几乎被川酒打得奄奄一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消费者的饮食习惯逐渐趋于清淡。洋河提出的绵柔，便是在顺应消费者口感变化的同时，将自身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
王国春认为，当前川酒的破局之道，一是在产品口感上要与“市”俱进。所谓市，就是消费者，要保持跟消费者一致。
二是在技术装备、生产手段上要与时俱进。在他看来，智能化、机械化是川酒当前重要的研究方向。
实际上，早在1993年前后，王国春就想在五粮液推行机械化，但当时科学技术尚未达到相应的水平。之所以如此重视机械化，与他对浓香型工艺的理解有很大关联。
“酒的质量是由工艺和工艺技术装备、环境决定的。浓香型酒对工艺要求是很严的，一旦出现偏差，酒质就不好。并且，浓香型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工艺贯彻好了，酒好了，是四大香型中最好喝的。工艺一旦没弄好，会是四大香型中最难喝的。”
王国春认为，原原本本的工艺要一丝不苟地、长年累月地落到实处，人是难以办到的。一旦出现偏差，即便工艺很好，也产不出工艺所对应的好酒。
“做酒最核心的问题，真的是要把东西弄好。”
关于王国春，外界更熟悉的标签是深谙市场、长于营销。然而在与他的交谈中，你会惊讶于他对技术的研究之深。
他谈得最多的，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战略战术，而是最朴素的产品、质量和工艺。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过人之处。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尽管王国春已逐渐退隐江湖，但他过往的经历和当前的思考，依然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人从混沌中猛然惊醒。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当面聆听，也深知两次交谈并不足以了然一切。
就像此刻，对于王国春，我仍然有很多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