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为物，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是沟通物质与精神的桥梁。物质的酒给以人生理的刺激、给人以肉体的快感，而精神的酒或使人形神相亲、返璞归真、引人入胜，或使人之生命力洋溢高涨，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进入昂扬奋发的精神境界。
人在饮酒之后，精气神充盈饱满，自然会有感怀之言发自肺腑，抒于笔端态之间。醉酒而咏怀，这在魏晋诗人那里有着最为明显的表现，酒浸润着魏晋文人们的咏怀诗，魏晋咏怀诗里常常飘散着醉人的酒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酒就没有魏晋风流，他们一杯接一杯地饮酒，然后高声吟唱，将自己地内心情怀全部抒发出来。
在他们的笔端，除了表层的伤春悲秋之外，还有其共同的底蕴：生命忧患意识。在他们看来：人生是短促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他们认识到：既然人生如梦神仙不可求，功名不可贵，不如索性放弃一切追求，过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只有感官的刺激、生理的享乐才是人生的真谛。形成于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是这些游戏于人间之人的宣言，它公然宣布：“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尔。”“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魏晋时代，这种享乐主义思潮一时弥漫于士林，影响广泛。
在人生追求上，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目标：无声以对抗，他们希望用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抗拒。这是一种稳妥的方式，当然也有例外，如嵇康、阮籍，他们最终没有保全自身的原因是由于名气太大了，被当权者所猜忌：你不与我合作，难道是心有他属？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便是隐性的敌人，尤其是这种誉满天下、一呼百应的名士，不合作，只能死。幸运者如陶渊明，他在那个时代还只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隐士。所以较之与阮籍、嵇康，他可以相对活得轻松自在一点，他可以抽身离开政治的河流，到岸上去，寻找自己的桃花源，在南山之下，在东篱之旁，喝着自酿的浊酒，低头摆弄着田间豆苗，抒发着阮籍、嵇康不再有机会说出口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