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克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对得起茅台，对得起仁怀人民，唯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亲人。
采访季克良:
“我是一个农民的子女，没有所谓的靠山，没有所谓的后台，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身边，远离家乡，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应该说当了三十年的领导……很难的，但是我过来了。”
1939年4月24日，江苏南通东郊一间茅草屋里诞生了一个瘦弱的小男孩，排行第五，取名克良。三岁那年，因为家贫，男孩被过继给膝下无子的姑姑，改姓季，全名季克良。
虽家境贫寒，但季克良听话懂事、勤奋刻苦，靠助学金读完了初高中。报考大学时，拿不出更多路费，季克良填报了离家较近的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学习食品发酵专业。
即便如此，他还是有三次寒暑假没舍得回家。
1964年毕业后，经轻工业部选拔，季克良被分配到国营茅台酒厂工作。这意味着要先从南通坐一天船漂到上海，从上海坐两天火车到湖南，再坐两天的火车到贵阳，再坐一天汽车到遵义，最后才能抵达茅台镇，颠簸、耗时五天五夜。
因为这漫长的路程，季克良养父、养母、生父去世的时候，自己都没能陪在身边。季克良亲生父亲、爱人徐英母亲辞世那段时间，正值茅台酒下沙。当时厂里其他几位负责人或调走、或养病，都无法亲临指导。为了茅台酒的质量，两个人含着悲痛坚持在一线工作，都没有回去奔丧。
到茅台酒厂工作，这段大概2000公里的路，季老一路走了大约7天多的时间。到了之后映入眼帘的是零落的厂房，用酒坛砌起的宿舍以及落后的生产设备，他的工资只有四十二块五，当时全国城镇职工工资大概也就是在600元左右。“下乡”却没有得到丝毫的优厚，而且对偏远山区生活条件自然也比不得江苏，甚至季老在搬到宿舍当天“就被小偷光顾了”。
在很多人看来，彼时的生活总是苦的，但极大的落差总还是会让人产生恐慌。季老夫人徐英女士曾这样回忆当年：“有点害怕，还是有点害怕的。到这里生活不习惯，交通不习惯，吃辣椒也不习惯，一吃辣椒鼻子就流水。确实很艰苦，怎么办呢？因为你学了这个专业，你就要坚持下去”。
在大学时，季克良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徐英
季老也曾回忆称，我是一个农民的子女，没有所谓的靠山，没有所谓的后台，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身边，远离家乡，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当了几十年的领导……应该说很难的，但是我过来了。
季老也曾打过报告离开，从1967年到1987年曾写了长达二十年的请调报告，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他已经出任茅台的领导职务，要知道他那是已经从副科长已经做到高管，直到1983年出任厂长职务。
熟悉季老的人都知道，虽然在贵州几十年，但他的南通乡音犹在，或许这就是季老内心的反映：对家乡的留恋。在过往20年的请调中，让他申请离开的也只有这个原因：如山亲情。
与很多英模、先烈为了国家发展而隐姓埋名，几十年不回家类似，季老养母在1967年离开人世，因为交通不便，他赶了五天五夜回到老家，还是没能见到养母生前最后一面，封棺的时候，他到了，空余一声叹息。养母去世后，季老养父只剩孤零零一个人，亲生父亲经济条件也并不好。此后，亲生母亲高血压病危，季老才赶回去，亲生父亲1983年去世，季老还是没能赶上送一程。对于父母的愧疚，让季老才频频申请调令回乡。
结果“先是厂里不放，后来是轻工厅不放，再后来是省委不放”。彼时，茅台酒厂以及贵州省领导也给予了季老极大的支持，老厂长邹开良曾特意跑到季老老家动员家人到贵州生活，贵州原省长王朝文也是多次挽留，曾对季老说“亏待你了”。
对于茅台，季老从来都是眷恋的。在他工资几十块钱的时候，有企业许诺小别墅和5万年薪聘请他，他却毅然拒绝：“去那些地方，我感到对不起茅台”，在他心中，是茅台成就了他。让季老留在茅台的，是茅台人的热血，是“心安处即是故乡”，对于季老来讲，“爱在茅台，难以离开”。
季老的榜样，不仅仅在于成功，更在于自我修养
成功与伟大的区别，前者源自对于职业的成就，而后者更进一步包含了自我修养上的座座丰碑。季老所树立的榜样，不仅仅是为茅台、为酒业、为贵州所做的贡献，也在于他自拔的人生。
其实，季老原本并不姓季，而是本姓顾，出生在贫寒家庭，亲生父亲曾在当地小酒坊酿酒贴补家用，怎奈一人无法支撑一个大家庭的生计。后来因为家贫，在三岁的时候他被过继给姑姑所在的季姓人家，被取名季克良。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虽然季老因年幼得到的宠爱更多，但生活总不太丰裕，季老年少时过着甘之如饴的生活，好在家人重视教育，季老肩负家人的期望，一路考到了大学。14岁的时候，季老考取了初中，年近六十的父亲拿着根扁担挑着衣服、铺盖等把季克良送到了离家四十多华里的南通第二初中。
1959年，季老考入大学。因为传奇，季老的一生有太多“附会”在他身上的说法。例如，“季老选择无锡轻工业学院是因为他身板单薄，填报志愿是从字面意义出发，特意选择了无锡轻工业学院”，真实原因却是“选择这所大学，只因‘路费便宜”。入学之后，季老选择的也是比较好就业的食品发酵专业。
进入茅台酒厂工作之后，酿酒与食品发酵也有很大的不同，更是面临从学院派到实践派的考验：堆积发酵，入池发酵，7次取酒，9次蒸煮……在课本上根本就是难觅踪迹，而传统的酿酒工艺向来只有“口口相传”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而向来不嗜酒的他还要每天品酒……
人只有了匠心才有可能成为匠人，也才有可能练就匠艺。最终凭借勤学苦练和对茅台技艺的传承，季老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技艺，并不断总结茅台的工艺并无偿对外进行技术支持。
文革期间，茅台酒厂60年代的书记和厂长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为曾经跟书记一同出过差，季老心直口快地说了句“不像”，就被扣了个“铁杆保皇派”的帽子被当成臭老九下放到生产车间，一干就是三年。熟悉酿酒过程的都知道，那是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工作。即便如此，季老在这一时间仍然是甘之如饴，哪怕一天要搬运200吨的东西，哪怕烤酒时常累得晕过去，哪怕体重从150斤瘦到108斤，哪怕夫人待产无法随时照料……
提起这段经历，季老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表示“我感到文革时期的锻炼，增长了很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句话在工人们的嘴里也得到验证：那个老头什么都会，你瞒不住他的。这段困境，反成为季老宝贵的财富。一些日后被封为金科玉律的茅台生产规律，一条条被季克良总结出来。
“40多年喝掉两吨茅台酒”这是媒体很多次报道季老的一个事迹，在很多看来每天喝茅台酒是一桩美差，殊不知爱好变成工作也会折磨人，更何况品酒要保持敏锐的嗅觉，不能过量饮酒，更不能吃辛辣食物，反而让人过得犹如清教徒一般。几十年来，季老一直遵循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这种自律的修养同样为业内楷模。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修养不仅仅是外在，更是内心。季老在外是茅台灵魂人物，也是酒业楷模，在家庭内部也是一个丈夫楷模。季老与夫人徐英女士相识于大学期间，成婚于茅台工作阶段，在工作中可能曾因为工作而亏钱家庭，但季老一直对夫人一直十分恩爱，几十年的婚姻中相濡以沫，退休之后经常和夫人手挽着手逛街遛弯的图片羡煞旁人。
2017年初，徐英女士去世。在送别现场，季老“弯下腰，斜着身子，通过敞开的一点缝隙，努力向棺中凝望着，凝望着，泪水连连”，对夫人不舍和眷恋的伉俪之情令人动容。
实际上，季老所树立的修养丰碑还有很多，修养是每次开会，当有人提出与他合影，他都会耐心配合拍照，哪怕是有很多人；修养是在很多公共场合，很多人尊敬他要敬酒，虽然不擅饮、不能多饮，季老往往会特意解释一下，然后碰杯；修养是很多人冠之以国酒教父的称号，但他从来都说“是茅台成就了我”；修养是作为名人，如果有关企业没有及时安排，他经常自己乘出租车去开会……
季老官至茅台集团“一把手”，而夫人本身以技术出身，专业水平过硬，却只以副总工程师退休。正是对茅台的贡献和自拔人生与自我修养，让季老成为绝对的知名人物和学习榜样。在仁怀，季老走在街上，市民看到他都会都对他笑，打招呼。
25岁进入茅台，72岁退休，如今耄耋之年的季克良依然在为茅台奋斗。他将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茅台。
初来茅台时，酒厂年亏损84万，退休时年收入上百亿，季克良是当之无愧的“茅台教父”。不仅对茅台酒的腾飞打下殷实基础，对整个白酒行业也有巨大的贡献，被称为“白酒泰斗”。
面对媒体的专访，季克良黯然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对得起茅台，对得起仁怀人民，唯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亲人。”
“对得起茅台”这5个字，季克良最有资格说。
季克良对茅台的初心非常淳朴，担任董事长期间，多次表态“坚持茅台做民酒，一瓶茅台酒的价格应该略低于工人的最低工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那么多老百姓，如果不考虑他们是否消费得起，第一违背了我们的宗旨，第二也将失去市场，如果卖得太贵，2000元、3000元一瓶，以我们现在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有几个能够消费得起？当然，这也不是说高档白酒就该一味便宜，还是应该根据老百姓的工资水平和市场消费的能力综合调整。”
季老这一态度在酒圈中颇为流传，可惜市场太过火爆，如今消费者到手的价格已经远超工人最低工资，未能按照季克良的计划走。即便酒价一飞冲天，茅台还是供不应求。
2018年8月24日，贵州省国资委下发通知，季克良卸任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一职。自此，季克良在茅台酒厂再无任何职务。
虽然坊间众说纷纭，各有猜测，但一年过去了，季克良没有被大小风波事件牵连，退休后依然心系茅台，录制《匠心传奇》节目等继续为茅台做宣传。也算功成身退，平稳着陆。
当有人说“季克良成就了茅台”时，季克良一定会纠正是茅台成就了他。而在外界看来，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茅台与季克良更像是一对携手并行的伙伴，缺一不可。
当日的季克良无法预见今天的成就和地位。但今天看来，正是那个艰难的决定，开启了他和茅台相互成就的辉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