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杯在我手，酒气在我胸，酒气冲天起，酒徒乃我身。这应该是凡间芸芸众生忙忙碌碌奔走于这凡俗人间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的饮酒境界了。因为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饮酒之人是身不由己的，恰如苏东坡之言：“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眼前这一场酒局要不要去赴宴？已然身在局中时，这手中杯该不该举起？又该何时举起？这杯中之酒能不能饮？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什么话当说？什么时候又该闭口不言？很多时候都不是桌上饮酒之人能够决定的。
酒杯从不在我手，这是最经常出现的现实情况，从古至今皆是如此，而且若是细究其中道理，与古时臣子之道有一种天然的相似与契合。在古代社会，为人臣者，儒家主流价值观赋予他们的为人处世第一要义是对于王权的绝对忠诚，要求他们的言行举止都要以有利于帝王、有利于王权的统治，饮酒一事也在其列。对于他们而言，即便是在看似随性的喝酒这件事上，也要处处谨慎，不论其人权势如何高、重。如《元史·伯颜传》记载的元朝重臣伯颜的典故：“伯颜知枢密院事，出镇和林，时成宗以皇孙奉诏抚军北边，举酒以饯曰:‘公去将何以教我？’伯颜举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成宗即位，伯颜拜开府仪同三司及傅，录军国重事。时相有忌之者，伯颜语之曰:‘幸送我两罂美酒，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伯颜在任枢密院知事时，领兵到和林平叛，当时还是皇孙的铁穆耳也奉诏巡抚北境军事，二人分别的时候，举杯践行，临行之际铁穆耳向伯颜求教：“此去一行，您有什么要叮嘱我的吗？”伯颜举杯将送行酒一饮而尽说道：“要谨慎对待的唯有这杯中酒和女色罢了。”后来忽必烈驾崩，伯颜受顾命拥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此时的他更是权倾一时，当时有因嫉恨而中伤伯颜之人添油加醋地说起当年的这件往事，伯颜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当时陛下只是送我两瓮美酒，与诸位王爷在宫前共饮而已，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全无骄横之态，也没有妄言天子旧事，位高权重无与伦比却又恪守臣子之道，本分至极。即便烈酒在测，杯中之酒也不能摇动心神。
酒杯在不在手更多的是一种饮者个人内在的道德律令要求，心中醉意有无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