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源远流长，为了研究流传千年的历史从历史学当中衍生出来一个分支——考古学，而考古学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出现，而是自古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名称不同，在古代人们称之为“金石学”。
金石学又不同于当今的考古学，只能说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而考古学是更加丰富完善的系统。金石学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上面的文字铭刻和拓片。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到了清代得到了发展，有了一大批金石学大家。而潘祖荫则是晚清时期的金石收藏大家，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精通经史子集，尤爱青铜器。为何要介绍金石学大家之一的潘祖荫呢？
因为潘祖荫得到了一件金石学家都想得到的宝物——大盂鼎。潘祖荫欣喜异常，与张之洞等人仔细琢磨发现铭文上确实显现的有西周贵族“盂”的字样。大盂鼎可是国宝级文物，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大盂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它是在道光年间从陕西岐山县出土。史书记载，在三千年前周人就是居住在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由此可见，大盂鼎正是在它的老家出土。
大盂鼎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它鼎体本身是一件保存千年的文物，而且它还极具艺术价值，大盂鼎铸有一对立耳，其腹部深而鼓起，腹上还有曲折角兽面纹饰，略呈蹄状的三足上则是外卷角兽面纹饰。大盂鼎能在千年之前便有技术将金属锻造成如此精美的纹饰，不得不承认古人的大智慧。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大盂鼎内壁还铸有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的铭文，全文笔触圆润深厚，内含筋骨，且布局整齐，风格雄健庄重，被认为是西周成、康时期所知金文中书法成就最高的一篇，因此受到了书法家们普遍关注。
这些铭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当今的人们展现了些许数千年之前，西周的人们是怎样的一个生活面貌。
大盂鼎的铭文记载了康王对臣属的忠告，要求盂牢记商朝因为酒而王国的教训。其整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主要内容是康王在宗周对器主人盂的告诫。
首先是追述了文王受天命，武王继承父业，最终代商自立的业绩，认为先祖们就是专心理政，不沉迷于喝酒，不饮酒闹事所以才收到上天的保护；认为殷商的灭亡就是因为大小官员沉湎于酒而致使天命丧失、国家灭亡。同时康王又告诫盂要认真做事，管理好军队，辅佐君主治理天下，做好一名合格的好臣子。
大盂鼎所体现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当时的社会情况，对于研究西周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有巨大的史料价值。这些铭文内容虽然与例行告诫之数无甚区别，但是却清晰向当今的人们展现出西周统治者对过度饮酒的反对态度。
试想，在三千年前的西周，都已经明白过度饮酒会耽误政务的道理，而数千年之后的人们仍然有些“大胆狂徒”喝酒闹事、甚至是酒驾，最终害人害己。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应用于此也是非常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