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世间俗物，也是遁世良药。它可以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喧闹，也可以是醉里登仙、酒中忘忧的洒脱。这一切都要归结于酒本身携带着的复杂内涵，它兼具了世俗和脱俗的两面。它是“酒、色、财、气”人生四戒中最世俗的一个，也在“诗、酒、仙、侠”四大脱俗雅致中占有一席之地。
酒可以在遁世与入世之间不断游移，这就使得它所带有的色彩和意义很难被圈定起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遁世”与“入世”的概念边界。以古今历史上那些留名后世的酒客们为例，其中有很多我们主观上认为是“遁世”醉鬼的人，其实他们一直都混迹于世俗，甚至于在世俗中过得如鱼得水。
一直被看作是“纵酒”““狂歌”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便是如此，我们在他们的故事和诗文感受到的洒脱和自在只是一种经过过滤的文学表达。“竹林七贤”中的七个人看似个个一心醉酒、不问俗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终其一生都没有脱离政治官场这个浑浊的大染缸。比如山涛最终官至“三公”之一的司徒，王戎官至尚书令，其他五人也曾担任太守、参军、常侍、中散大夫等职位。一方面，他们一直混迹官场，确确实实是在“入世”，另一方面，他们虽然在朝为官，但不管是他们诗文中表达出的志趣，还是终日醉酒、“不务正业”的行为都有着强烈的“遁世”倾向，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到底是“入世”之人还是“遁世”之人。
其实，真正的、彻底的“遁世”之人其实是很少的。就连那位因高呼“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被后世之人看作是隐士人物代表的陶渊明也在遁隐一段时间之后，迫于生活压力和没钱买酒而再次出山，求得了彭泽县令这样一个芝麻小官。而另外一位天生就具有“出尘”“脱俗”风姿的李白也并没有做到车底的“遁世”。这样一位在人们印象中衣袂飘飘的“诗仙”“酒仙”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政治追求。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这样写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浮五湖，戏沧洲。”也就是他后来的很多诗文中常说的“济苍生”、“安社稷”。他一生都在醉酒狂歌、一生都在追求着自己遥不可及的政治理想。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遁世”之人还是“入世”之人。因为那一杯又一杯的烈酒已然让人难以说清楚究竟何为遁世？何为入世？
人生于世，既然此身已经注定要挣扎在这俗世泥潭，何不大醉一场让精神能够飘然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