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与消费者的关系，是商品经济社会中行业企业普遍面临的共性课题。在白酒行业，这一课题更多地表现为解除人们对白酒消费价值的误解，以及白酒自身的反思、辨析和价值再创造。
在中国这个政治关联度很高的国度里，酒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构成了一个传承与发展、平衡与破茧、变通与创新的基本性格，让我国的酿酒业因为延续数千年而未见中断，而屹立于人类文明与传统产业之林。
在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历史纵轴的运势变通与国际市场交互运动，给白酒这一传统民族产业又一次提出的命运与发展的课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面对历史运转的关键时期，记者尝试以哲学的视野，从物质、精神、行为、制度这四大维度，对白酒文化创新战略提出思考，权作抛砖引玉。
物质：高大上VS小清新
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是运动的，而且无限多样，既维护着既有的平衡（惯性），同时又不断地破坏这种平衡。对于“惯性”（此处借义物理学对之的定义）的维护与破坏，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基本矛盾，东方哲学将其归纳出“变与通”、“传承与发展”、“破与立”等一系列的方法论。
白酒正是在这一人文背景下，完成了历经近1000年的修炼。然而不管王朝怎样兴替，酿酒技艺却在持续的传承与发展中不断升级。
酒是酿酒微生物作用下的产物，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她已经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人类去发现和修葺。至于后来人们第一次发现她，当时何等样的情形，至今已经无稽可考。不过根据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酒在我国祖先的手里已经流淌了9000多年，这一点确凿无疑。
而另一个文献《礼记·月令》，则明确记载了我们的先祖是如何酿酒的。“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麹糵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其中不仅有对酿酒技艺的经验总结，而且还保留了些许原始宗教的色彩。
《礼记》成书于西汉，是对先秦社会梳理、总结，体现的也是先秦时期礼仪文明。随着政治家们对于儒学推崇的热情日渐高涨，《礼记》也随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成为政治制度的组合元素，而酒的特殊性，也成为政治家们纠结和争论的焦点。
从《齐民要术》、《北山酒经》，到国窖1573的诞生之处，舒承宗为了创办“舒聚源”而经历的种种坎坷，再到中科院微生物应用所所长方心芳与现代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金培松根据汾酒酿制技艺归纳总结的“七必”工艺，建国后华北实业专卖总公司北京实验厂在运用现代科技对“二锅头”传统酿制工艺的系统总结、1960年代的茅台、汾酒试点，白酒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基本脉络却清晰可见：从水果发酵酒到粮食发酵酒，再到粮食蒸馏酒，白酒以高粱为主要原料，成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优秀代表；同时又融会贯通了古今中外的酿酒技艺，成为有史以来酿酒技艺之集大成者；结合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人文风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酒体特征：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两岸成为酱香型白酒的优质产区，长江中游成为馥郁派浓香白酒的腹地；长江下游乃至淮河流域因为甜、绵、软、净、香的绵柔浓香而闻名天下；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版图啥的华北地区，因为盛产清香型白酒而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富甲天下；珠江流域的米香型白酒，则让无数华侨饮后潸然思乡。
白酒的酿造，既即有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力的修为。二者的结晶，正是白酒文化体系中“物质”一极存在的基础。正如上文所述，除了酿酒技艺的持续传承与变革，从原始的曲蘖发酵，到现代生物技术指导下的生态酿酒法则，这一人力修为之外，大自然的恩赐和交互作用下，白酒逐渐形成了地域资源型产业的完备体系。
所以，白酒文化的物质属性，有几个等级清晰可见。
首要的是特殊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因为生态酿造的特殊性，白酒的生产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对水质、土壤、酿酒原粮，以及自然环境、气温气候、生物链条等都有着非常严格地要求。为此，名优白酒厂普遍采用创建生态工业园区的方式，这既是确保产品质量的需要，同时也与环境形成了融合共生的良性循环。
其次，生态环境和酿酒工艺共同作用下，构成了白酒酒体风格的千差万别。这种差异十分细微，一般只有专业的品酒师才能真正识别。国外葡萄酒十分注重培养消费者的专业消费技能，会积极采取各种市场推广和品鉴活动，甚至不惜成本告诉消费者葡萄酒的酿制工艺、品类特征、品鉴方法、饮酒礼仪、储存方法等。即使不能获得理想的经济收益，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热情丝毫不减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葡萄酒世界用了60多年的时间，研发了种类繁多的饮酒杯，。这些酒杯既美观又实用。，美观，是其对艺术氛围的追求，希望葡萄酒能够稳固和扩大在上流社会的消费群体和市场份额；实用，则是其根据酒体风格，设计出最适合其实酒体个性释放的杯形，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小品类都有专属的饮酒杯，而白酒在此领域则完全空白。白酒企业应当在行销的过程中，适当增加专业的品鉴活动，增进与消费者之间的互通交流。
再次，酿酒全工艺的宣传，往往直接体现出一个企业关于白酒消费的价值主张。例如泸州老窖从酿酒核心资源衍生出的“天地同酿，人间共生”的企业文化主张，“迎驾贡酒”关于“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酒师”的五大主张，丰谷酒业对于“低醉酒度”的系统研究，等等。虽然业界在此领域的探索最多，以至于在本轮产业调整中，名优骨干白酒厂无一例外地将打造生态优势作为战略转型的重点，但是业界的短板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即产业价值和消费主张，重视工艺和历史而轻视产品；在物质文化体系的传播上，重视话创建高、大、上的酒文化博物馆，而轻视在终端一线点点滴滴的消费培育和一砖一瓦的品牌打造。
再次，白酒行业有一批卓越的酿酒大师，作为酿酒技艺的传承人，他们也是白酒文化的物质财富。在引进工业文明经营方式之前，酿酒师是决定白酒质量和风味至为关键的因素。现在虽然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已经很高，但酿酒师的虔心酿造、勾调师的点石成金，对于酒体风味和质量水平的影响力依旧很大。在文化创新中强化物质一极的力量，通过打造酿酒领域的公众明星，以人论酒，让酒带上酿酒师的性格、气质和神韵，进而让消费者在消费安全、健康、舒适的酒饮的同时，对于白酒文化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这也应当是一种机巧而不是科学的策略。
精神：酒以合欢的终极关怀
在5000余年的东方饮酒文化传承中，“酒以合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华夏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权威专家统计的古典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分别是诗、酒、花、梦、愁。其中酒是对饮酒文化的直接表述，而其余四者也多数与作者的饮酒行为息息相关。
不过，在“酒以合欢”的主题之下，饮酒者的行为方式、情感宣泄、自我修为的境地，与酿酒技艺一样，保持着融汇变通、与时俱进的特征。上古时期饮酒合欢，主要依靠各种纷繁复杂的酒礼。然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后，酒礼的功用也随之削减。
没有了酒礼的严格束缚，人们又如何做到“酒以合欢而不湛”？此时，饮酒者的自省和自修则显得尤为重要。不过，这一探索一直进行了900余年，到了魏晋时期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因为人本思想的一次大觉醒，为酒文化创建了新的文明高度。魏晋时期的酒文化，苦味有余而净爽不足。然而酒以合欢已经找到了全新的领地，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50年后，中国酒文化的世外桃源在陶潜处有了一次灵动的转身。400年后，“饮中八仙”恣意张扬的性格，将酒文化与时代精神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融合。300多年后，苏轼作为两大文化传承的集大成者，以其闻酒輒醉的微小酒量，为我们撑起了一个高妙绝尘的饮酒王国。
如果说，上古的饮酒文化以“礼”取胜，那么魏晋则是初尝酒之“味”，渊明偶得酒之“逸”，饮中八仙唱响酒之“豪”，而苏轼则定酒之“境”。“礼”、“味”、“逸”、“豪”、“境”，这五个字完整表达了我国“酒以合欢”主脉，即从堵到疏，再到化境。
就在饮酒文化渐臻化境的时候，我国传统发酵酒的格局基本奠定，而蒸馏酒则初露端倪。作为当时新兴的酒种，其在酿酒业高度发达的宋代，虽然并未有特别卓越的表现，但却有幸完整保留成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的优良基因。诗、酒、花、梦、愁，在苏轼之后的古典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而今，白酒企业在主张精神消费价值方面，普遍采用以上五个字，以及相关的文化故事。
然而记者认为，传承酒文化，必须和我国传统文化贯通起来，而生态文明制度之下的生态消费，正是白酒与我国"酒以合欢”的饮酒传统、追求中和之美的饮食文化，以及中庸和谐的民族性格最理想的接口。
如何在倡导共性的生态消费理念的背景下，把发展和创新企业个性化的生态消费形态，作为品牌文化策略的重心？这将会成为白酒生态文明制度下，“精神”一极的重要必要功课。
例如泸州老窖的“天地同酿，人间共生”，将酿酒资源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然后推延到渠道运营的基本策略，终端一线的消费教育。自2012年底起全面推广的智同模式，正是这一类策略的典型成果。
再例如迎驾贡酒的“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酒师”，将企业特有的生态优势、顺柔的酒体风格，与打造最美酒乡，酿造幸福生活的企业愿景相结合，成为当前进步白酒生态文明的倡导者、践履者和引导者。
行为与制度：自律大与于他律
对与消费者而言，“酒足以合欢而不湛”是愉快的消费体验。对于企业而言，鼓励和引导消费者形成健康、理性、文明饮酒的风尚，科学安排饮酒的时间、地点、方法、配餐，包括饮后的行为自律等，为白酒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性的商业环境和公众印象。
因此记者提出，生态文明应当作为酿酒人的从业规范、饮酒者的行为准则，并作为白酒发展的产业制度确立下来，并接受公众的监督，进而诠释中国传统民族产业的文化魅力，打造与时俱进、勇于担当的社会形象。
在西汉桓宽记录的《盐铁论》中，有一场关于饮酒的专题辩论。辩论双方，一方是思想界的控制者儒生，主张恢复仁义道统的古制，因此对时政弊端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另一方则是以财政大臣桑弘羊为代表的当权派，针对儒生的提问一一回应，并提出了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什么样的财政策略才能有效解决治国、戍边、理民，以及其他日渐累加的行政成本？虽然争论的结果是大夫默然以对，而对桑弘羊之问，儒生也只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这场辩论，首先由儒生此发难说，赡养老人重在养其心志，而不仅仅是衣食温饱。而且引用孔子的话，很极端地说，行孝如果仅有温饱，与饲养畜生何异？！御史（相当于副丞相）笑笑说，儒家先贤曾子赡养他的父亲曾皙，每顿都有酒肉。礼仪不是空洞的，必须要有实质的内容。如果洗净了酒杯，给父母斟上的却是水，奉上了食具，里面盛的却是粗茶擦淡饭，这种礼仪有余而供养不足的行为，岂不是一种虚伪？于是儒生回应了一句很重的话，叫：“君子重其礼，小人贪其养”。而丞相史则顺势回应说，难道你们宁肯用乞丐都不吃的食物供养父母，还要坚持虚套的礼仪吗？孝顺必须要落到实处，而不能表面光鲜，更不能标榜在嘴皮上。
汉武帝一朝，常年用兵边境，北部扫平匈奴、，东部平定朝鲜、，南部堪平南粤，文治武功堪称历史空前。丰功伟绩的代价，是频发的财政危机。先是掏空了文景之治长达的积蓄，继而发布算缗令、告缗令，掠富民间，搞得民不聊生。为了解决难以为继的财政危机，汉武帝和桑弘羊创建了盐、铁、酒等三大专卖体系。然而由于专卖体系缺乏配套的措施，对产业升级丝毫没有作用，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同时也因为是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搞得怨声载道。短短几十年，专卖体系逐渐被瓦解。字体格式不符规定。
榷酒制度对于后世酒政的影响极为深远，因为后世多采用寓禁于征的消费税政策，但《盐铁论》所记载的这场争论，影响更为深远。对政府而言，酒是历代政府税收的重要一笔。对于百姓而言，酒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对于白酒行业而言，生态文明制度延伸到政策、消费和普世价值普适世价值，就需要我们正确认知酒与政治的关系、酒与公众的关系，酒与时代的关系、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生态文明的视野，共创制度，约束行为、加强行业自律，提升产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