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上午，冬日暖阳里的江南大学，迎来了老校友——中国酿酒大师季克良。
1964年，季克良和同学徐英从当时的江苏无锡轻工学院（江南大学前身）毕业，坐火车、转汽车，又借板车拖着行李背走了几公里，才到了赤水河边的贵州省茅台酒厂。
从此，他们扎根茅台，还结为夫妻。
当天，季克良重回母校，与学员、师生们互动，为江南大学“赤水河特称团支部”授旗。
80多岁高龄，尽管一路颠簸，但重回母校，季老觉得很开心，看不够，大清早出了酒店，独自围着校园外的人行道走来走去。
“回到母校，回家的感觉真好。”他深情地说。
作为江南大学优秀的校友之一，学校给予了季克良很高的礼遇，邀请他作为朱宝镛大讲堂第100期的主讲嘉宾。
朱宝镛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酿酒专家。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大楼前，树有朱宝镛的半身铜像。
1973年，季克良作为茅台酒厂的一名技术人员，突然接到朱先生从广西桂林打来的电话。他叫季克良去遵义火车站接他。季克良回忆说，朱宝镛先生当时可是主持无锡轻工业学院行政工作的副院长，是有名的专家。
茅台酒厂那时只有拉货的车，没有接人的车。正在为难时，经人“点拨”：可以去找仁怀县（今仁怀市）政府试试看。于是，季克良跑到当时的仁怀县政府借吉普车。“县政府听说茅台酒厂要接待朱先生，马上就答应了，一借就是三天。”他说。
此事使季克良很感动，也留下深刻印象，很感激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茅台工作，季克良从未离开过，“以后也不会离开”。
季克良回忆说，早期的茅台镇条件很不好，整个厂只有三部手摇电话，还经常停电。“我统计过，有一年停电、停水偏多，有100多次。”他说。
因为条件艰苦，早期有的分配去茅台的毕业生，刚到省城贵阳就回去了，还有的留在了贵阳工作。“从我1964年进厂，一直到1984当副厂长时，才有中专生、大学生来，所以我是‘矮子里的将军’。”他说。
“那时，茅台酒厂的领导、工人能做出好酒，但文化水平都很低，大多数工人是文盲，厂领导读书也不多。”他说，因为文化不高，人们知道怎样把酒烤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会用文字总结经验。
在回答江南大学学生提问时，季克良说，但现在的茅台，所有的工种都有很多大学生。“每年招考工人，连一线铲酒糟的工人，都要求是高中文化、是大学毕业生。”他说，茅台酒厂有个好传统，就是干部连续三年都要在一线成长，“我也铲过酒糟、烤过酒”。
回答学生“为什么要坚守茅台”提问时，季克良首先用了一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回答。“我和徐英是‘乖娃娃’，觉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工作，对组织的分配，从没讲条件。”他说。
但季克良承认，刚分到茅台时，他动过调离的念头，想回老家，以便照顾老人。“打了20年的申请，都没得到批准。”他说，养父去世后，组织上先是打算调他去贵阳担任某机关中级管理人员，后来还打算调他去某机关当主要领导。
季克良说，“我已经被茅台酒的工艺深深吸引，就没有去”。
在回答学生“学酿造专业就业前景如何”问题时，他以今年为例。“今年特别困难。在今年新冠疫情及贸易摩擦的情况下，茅台还能有10%的增长。”他说，“白酒专业是很有前景的，而且江南大学的酿造专业在全国有很高的水平。我祝福你们”。
“茅台酒是贵州人民创造的艺术品，至今还保留了具有农耕社会特征的产品。”他说，比如，早期，粮食不足，也没有粮仓，加上山区不同海拔耕地里高粱成熟时间不同，人们为了酿酒，就发明创造了两次投粮的工艺；又比如，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设备、人力去破碎高粱，于是又创造了用整粒的高粱酿酒工艺。
季克良说，与其它香型的白酒，茅台酒的工艺有10个不同。“这些不同的背后，都是仁怀人结合天时、地利，并通过数百年不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别人学不到、搬不走的。”他说，比如在高温堆积发酵过程中，让微生物间“接力赛”，这是别的地方不具备的特殊工艺。
有一篇关于茅台酒的文章，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还被很多人引用，但争论也不少。文章说，茅台酒是山西盐商带来了酿酒工艺生产的。
“起初，我也这样跟着说。但从1976年左右开始，我就认为这是错的。”季克良说。
季克良专门求证后发现，写这篇文章的是华家亲戚，仅到过贵阳、遵义，从没去过茅台。“他写的这个文章，是道听途说来了，没有证据。”他说，自己还对比过茅台酒和清香型酒的工艺，发现两者皆然不同，但互相参观、学习、交流是可能的。
“是贵州人民创造了茅台酒的工艺。”他说，茅台酒的工艺很科学，是中国白酒酿造工艺的活化石，很了不起，我们应该要把它传承好、发扬好，还要搞清楚每道工艺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
来源：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