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饮酒等习俗自古就有，但起初的目的并非团圆喜庆之类的，其实跟对抗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意图比较类似——驱邪祈福。
疫，也称疫气。《温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古人在这里不仅指出了疫气这一病邪的传染性和对人类危害的严重性以及发病的相似性，同时还指出了人体感染疫气病邪的途径——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对疫气病邪应重在预防。
酒，就是古人预防疫气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这也是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对较低，预防手段有限。下面我们就聊聊古人过年所饮的酒。
过年饮酒习俗之一：椒柏酒
“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遂颂来。”北周诗人庾信这首诗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过年饮酒的情景，而这里的酒指的是椒柏酒。
椒柏酒又称椒花酒，顾名思义，该酒用椒花与柏叶浸泡而成，会有椒花与柏叶的味道。据说“椒”是玉衡星精，食用后能增强精神头;“柏”是一种仙药，喝了之后可以祛除百病。《中国医学大辞典》中记录椒柏酒，主治: 瘴气、瘟疫等时气。
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记载道：“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可见椒柏酒当时盛行过很长一段时期。
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椒柏酒元旦(即现在的春节)饮之，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除夕以椒三七粒，东竹叶酒，治诸风热病，清心畅意。淡竹叶煎汁，如常酿酒饮。
过年饮酒习俗之二：屠苏酒
除了椒柏酒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过年时饮用的酒——屠苏酒，又名岁酒，可见该酒当时在过年期间的流行程度。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其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而成。
华佗之后，中国古代医学名家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等诸多名家对屠苏酒倍加推崇，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饮屠苏，岁旦辟疫气，不染瘟疫及伤寒”。
无论从医学名家的著作还是至今流传的屠苏酒配方来看，该酒在一定时期里是起到防治瘟疫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过年，正值开春之际，此时正是瘟疫极易爆发的时期，尤其古代饮用水过滤、消毒设备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饮用添加防治药物来防治瘟疫，对于当时来看是符合历史时代的一个选择。
久而久之，也成为中国过年时期的一个习俗。著名的当属宋王安石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辙更是年老时写下《除日》感慨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历经无数典籍所传载，以及中国民间千百年实践之口碑，使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久而久之，元旦佳节饮屠苏酒便形成了民风民俗。遍及全国各地和多个民族，朝野共之，代代传承。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酒中，屠苏酒一枝独秀，文化内涵无与伦比。有些地方，还传为神话，以为屠苏酒不但能防治百病，甚至可赐吉祥、降福祉。
虽然我国过年期间有饮椒柏酒、屠苏酒等防治瘟疫、祛除百病的作用，但这些均不能作为当下防控甚至治愈病毒的根本依据，只能作为我国过年饮酒历史的一种参考。
现代过年饮酒习俗：白酒
如今，椒柏酒也好，屠苏酒也罢，基本上已经成为过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白酒。其中，最健康的白酒——酱香酒，更是过年期间成为的热捧。
白酒之所以会逐渐替代椒柏酒、屠苏酒，除了现代的防疫的手段不断提高以外，也与白酒本身有关。
我们可以再看下椒柏酒和屠苏酒的配料，椒柏酒(川椒37粒，侧柏叶7枝)、屠苏酒(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这些药物都有温阳之效，特别是屠苏酒中的乌头、附子更是大热之物，其主要功效还是升阳发热。这主要是古代酒的度数较低，冬天饮酒，没有这些大热药物，难见功效。
到了明朝，烧酒已经不鲜见，开始逐步替代椒柏、屠苏的地位。李时珍曰：“烧酒?其味辛泄，升阳发热，其性燥热，胜湿祛寒，故能怫郁而消沉积，通膈噎而散痰饮，治泄疟而止冷痛也。”由此可以看到，白酒不仅仅是在社会功效上取代了屠苏酒，在过年辟疫气所需要升阳发热的主要功效上也取代了屠苏酒。
浙江某地抗疫建议
当然，到了现代，科学越来越昌明，虽然白酒有一定防疫作用，包括本次在我国流行新冠状病毒，浙江几地给的应对建议中就有适量饮酒。对此，白酒专家邹江鹏的意见是：“我们既不能神化白酒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治疗作用，也没有必要一味全盘贬低白酒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当下，适量饮酒能增加我们抵抗病毒的一道防火墙。但切不可以抗病毒为由嗜饮，或者在身体不适宜饮酒的情况下饮酒。还是一句古话， “好花乘看半开时，好酒宜在半醉中”。
紫红泥，健康饮酒知识传播者！说真话，酿真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