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学者的思想，都带有其职业立场与职业色彩

诸子百家学者的思想无不带有其职业立场与职业色彩。而这，也是我们理解其思想实质的枢纽。下面我们逐一讨论各“家”的职业特点。

先从道家说起。

道家的思想家老子、庄子都是做官的，他们是官场中那种“闲官”，即不太锐意进取、求得晋升与政绩，而只是安于日常工作、但热爱思考的人。官场的俸禄给他们安身之所，摆脱了衣食之忧，也给了他们大量的玄想时间，他们是官员队伍中好学深思的那一类人，因而，所思考的问题玄远缥缈。我猜测这还和他们接触到了官方传承下来的人类早期知识有关，人类最早的知识从何而来也是一个谜，至今无人所知，但自有人类以来便有“官府”（权力机构），而保管、传承这些知识是官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这些知识中，就包括了关于人类来源和对世界本质认识的最初知识，故“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知识可能最初就存在于夏、商、周王朝的知识档案中，老子作为一名管理档案的官员，接触到了这些人类初始的知识，并沿着其路径继续思考下去了。

从政治学说的角度看，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旁观者的疏离立场，他们的职务并不是直接管理民众，或者说即便从事收税之类的实际管理事务，也是持着疏离、旁观、甚至有些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这些事情，他们是官场中的厌倦者，也洞悉所谓为民谋利的政策中，有多大部分是制定政策者的自肥之计，因此，提出“无为而治”的观念，而且洞悉以上控下的技术，将其描述到位，这种描述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但后人完全可将其作为一种很管用的实用技术原则，所以，无论儒家、法家、兵家、阴阳家都从道家思想中获得过资源与启发。

道家，本是官场中的“闲官”，但也是官场中的“揭秘者”，他们揭出的“秘密”可以被进入不了官场的人当作批评官场甚至另建一个“官场”的武器，也可以视为一种纯客观的“知识”。

至于汉代以后出现的“道家”（太平道、五斗米道等）以及更晚时出现的道教，其思想来源更为博杂，有先秦道家的东西，也有先秦儒家、兵家、阴阳家的东西。那也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正式权力组织之外的“备份权力组织”或“亚权力组织”，乱世聚集群众、自立为王；治世则在正式权力机构缝隙间控制市井社会、是政府权力之外的“秘密社会”，今天有时称之为“黑社会”，它是有功能的，如维持市场交易的公道，解决医生药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等问题。

这个“职业”群体依然如古代一样，吸纳那些想进官场进不了或者被官场淘汰出来的人。

儒家，本是一个给别人家帮忙办丧事的职业班子，想必还承接一切有关祭祀的业务，如家族的祭祖活动、村里的祭社活动等，大一些的“单子”也接，比如某一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最大的“单子”是国家给的，是给国君办理祭祀业务。儒家有特定的冠冕服饰，那是他们在祭祀活动时穿戴的“工作服”。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对古代的祭祀礼仪了解比较多，儒家的经典《周礼》《礼记》就是这么来的，这些通过儒家弟子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所谓古代礼仪在古代（如西周）是否真的存在过，大可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经过后代儒家弟子的修改，有些是完全的杜撰。

正是因为帮助贵族大官（卿大夫）甚至国君安排祭祀事业，儒家的人有机会接触国君和大官，也有机会了解政治，这种地位激发了他们的从政热情，而他们的政治视角也是从礼仪、仁（亲亲）开始切入的，因为他们最熟悉的就是人们怀念亲人的感情，他们认为这是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从职业的角度看，也只能这么认为，不这么认为他们生意的基础就没了），这是“仁”的基础。他们对繁文缛节的“礼”“乐”形式的热衷，多少带了些职业病，且也只能以此作为和官府打交道的“中介物”，官府是因为他们是设计祭祀活动的专业人士才和他们打交道的。

孔子的出现，对儒家的地位是一种革命，他对政治有强烈的进取心，他引领着这个本来只是帮忙搞祭祀的专业团队自己想参与政治，获得权力，而他们能给执政者提出的最主要建议就是他们所熟悉的“仁”与“礼”。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已经不再接日常业务的“小单子”了，而是一门心思从政，追随他的是这个职业群体里那些和他一样、不甘心一辈子只是在某个祭祀的场合装神弄鬼的青年人，他们组成了一个谋求官位的职业集团，四处游说，这种游说是有效果的，很多人留在各国的官府，当了不大不小的官，没当官开始办学，培养后继人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中期，坚韧不拔的儒家终于盼来了他们黄金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了唯一获得皇帝“册封”的学派。此后，他们全体“转正”成为正式的官员，儒家办的学校，也全部成了官员预备学堂。这时候，他们自己已不再提及当年给别人办丧事、当吹鼓手、“干哭活儿”的往事，而以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形象面世。

法家，也是个职业群体，是专攻衙门法律行政事务的人，当时各国的大官如卿、大夫是世袭的，具体办事的小吏也有世袭的，小吏中间就传承着各种法、律、术的经验与知识，所谓“刑名术数”之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很多办理实际行政、法律事务的“师爷”也是家传。“家传”只是在体制外准备的后备军机制。先秦法家、汉朝那些专治法律的酷吏、一直到清代各级衙门的“刑名师爷”，都是吃这碗饭的。

墨家，是手工者，制造各种工具、器械，小的是农具、兵器，大的就是云梯、城墙，凡是打仗，就要准备后勤、兵器以及作战时的土木工程，就要征召这批人，他们也是凭这身本事可以为“对方”搞一些“沙盘作业”“兵棋推演”之类的，久而久之，发展出“非攻”“兼爱”的思想。

兵家，是职业军队的候补人员，那些自负有指挥才能的人要么不当兵，要当兵就当指挥官，在当兵前，精研作战理论（兵法），然后到各国去碰运气，看谁直接任命自己当将军，而且是上将军。

农家：自然不用说，农民是最大的职业群体。

阴阳家：搞天文历法、星象、医学的那帮人，也算是个职业群体。

纵横家：搞公关、外交的那批人。

杂家：杂家其实不杂，主体成分是商人，开始是卖酒、贩卖各种货物、以及煮盐制铁的商人，再宽泛些，城市工商业者。

诸子百家实际上是以职业群体为社会基础的，那些思想家都是某类职业的“从业人员”，因而，他们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关的职业色彩，这种色彩表现为观察问题的职业眼光以及若隐若现的职业利益，这些内容在讨论各家具体思想时我们会具体谈到。

当然，思想家个人不同于那个群体（学派），他有更多的个人独立性，很多想法、念头是他个人独创的，与职业身份无关，他本人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自我职业意识，这种独立性有时让人看不到他的思想与职业的联系。

但学派就不同了，他们维护自己饭碗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一个学派内传承的某家思想一定是经过“删改”的，哪怕是“祖师爷”的思想，也得删改，删去那些不利于当下谋职、履职需要的，增添适应当下自己需要的内容（当然，这种增添是不真实或以杜撰祖师爷的说法为形式的）。

阶级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一派中国学者试着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先秦诸子，给各家贴上奴隶主贵族、封建地主阶级之类的标签，难免方凿圆枘，对不上卯儿，这些说法流传至今日，仍有影响。

以阶级观念诠释先秦诸子，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家”确实有阶级立场的，如“农家”，但绝大多数“家”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或是争着抢着想进入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的立场都是统治阶级的，先秦诸家的职业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职业分工。

编辑： 九章丨审核：子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