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九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破产法》实施的第十个年头，这一年，“抓大放小”战略被提出来，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等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也是一个热血满怀的年份，香港即将回归，进口关税第五次降低，消费需求的膨胀，让踌躇满志的企业家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如时任秦池酒厂厂长姬长孔说的：“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如果我们还不能迅速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以后的机会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了。”这也正是秦池当年豪掷3.12亿元再夺 “标王”的原因所在。
作为中国酒类行业唯一一份经国家新闻总署批准、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华夏酒报》已经逐渐成长为酒类行业的主要舆论阵地，同时也是宣传推广酿酒新技术的主战场。从1989年创刊到1996年初，《华夏酒报》刊登的结合酒类生产实际的科技论文已经累计有上千篇，这些论文解答了酿酒生产中的许多难题、痛点。1996年，《华夏酒报》特从以往刊发的科技论文中精选出近百篇文章，编辑出版了《白酒技术文萃》一书，并特别邀请沈怡方、高景炎等著名白酒专家担任主编，该书于1996年7月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酿酒行业一线技术人员的“红宝书”。
宣传“九五”规划，走在行业前列
1996年，是实施“九五”规划和实现我国跨世纪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第一年，同时也是我国酿酒行业稳定发展的一年。
1996年4月9日，《华夏酒报》刊发了《中国轻工总会确定酿酒业发展方向》一文，文中称“中国轻工总会决定，‘九五’期间将进一步控制白酒生产总量，使白酒比例由占酒类总产量的25%降为10%，并进一步降低度数。”同时说，“我国酿酒企业还将采取多种措施，促使高度酒向低度酒、粮食酒向水果酒、蒸馏酒向酿造酒、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并以此作为酿酒业的发展方向。”
1996年5月3日，《华夏酒报》刊发了《耿兆林谈“九五“酿酒工业的发展》一文，时任中国轻工总会食品造纸部主任、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理事长耿兆林说，“九五”期间，酿酒行业还要继续做好两个转变：一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搞好国有大中型酿酒企业的改革，走“以酒为基础，综合发展”的道路，力争创出几个销售额在20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实现酿酒行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结构的优化、科技的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使酿酒行业从速度型向效益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方向迈进，创造出国有名牌。”
在“九五“第一年，各省市酿酒行业卯足了干劲为实现“九五”计划打好基础。
据1996年1月12日《华夏酒报》刊发的《四川省名酒企业“九五”发展规划出台》一文中报道，四川省人民政府针对“九五”期间该省6大名酒企业的发展制定出“调结构、上质量、扩规模、满足消费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求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奋斗目标，正式发布了《四川省名酒“九五”发展规划》。
据1996年3月22日《华夏酒报》刊发的《辽宁啤酒协会对企业提出要求并制订具体标准》一文中报道，这一时期，辽宁省啤酒协会针对企业实施名牌战略也提出要求并制订了具体的标准，包括：创名牌要进一步树立企业的新形象;要抓住名牌的战略核心;创名牌保质量必须要做到“四定一加强”，即定产品标准、定产品工艺条件、定原材料质量标准、定产品包装装潢，加强工艺卫生管理，特别是工艺微生物管理，实施名牌战略是振兴民族啤酒工业之路，也是企业增加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另外，安徽啤酒工业也制定了“九五”发展蓝图，1996年4月5日《华夏酒报》刊发的《安徽啤酒工业确定“九五”发展目标》一文中就提到，“安徽啤酒工业在九五期间将采取‘抓大的，放小的，扶强的，并弱的，使大的更大，小的快跟上，强的更强，弱的变强’的措施，上规模，要水平。”在“九五”规划中，安徽省啤酒协会指出，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必须抓“两头”——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在啤酒项目的扩建和建设上，要以市场为导向，高起步，严要求。
豫粤皖三省酒业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九五”发展规划。其中，河南省酿酒业在“九五”规划中强调，要贯彻“低度、优质、多品种、多档次”的发展方针，组织好现有名优酒和适销对路酒的生产，对现有名优酒以巩固提高为主，引进国外先进的酿酒技术，改进现有葡萄酒产品的品质，扶持形成几个具有规模优势的啤酒集团等。广东省的酿酒工业“九五”规划包括“强化行业管理，实行宏观调控;加大技改力度，逐步实现酿酒设备机械化和现代化;强化名牌意识，多创名牌产品”。甘肃省的发展规划内容是，发展规模生产，组建集团公司;并关停转一批小企业;加大宣传力度，开拓省外市场等。三省的酒业规划内容均涉及到“调整产品结构，发展规模效应，创立名牌产品”等进行，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贯彻了“四个转变”的精神。
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在开放的大市场条件下，酒类市场不可避免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毋庸置疑的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大环境面前，川酒、鲁酒、苏酒、皖酒等板块经济逐渐出现了分化，走出了各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基于“江苏名优酒销量总量大幅下降”的现状，苏酒在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子，在《华夏酒报》1996年1月19日刊发的《江苏白酒怎么办?》中指出，“有关权威人士提出了‘苏酒应根据市场竞争和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组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酒业集团’的设想”，在7月2日刊发的《苏酒，何以重振雄风》一文中还提到，“要加大广告宣传力度，走名牌效益型之路;要遵循白酒低度化发展战略，使名牌变民牌;要摸索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营销方法和手段。”
如果说，2003年，绵柔型的蓝色经典横空出世以及后来2010年苏酒集团的成立，印证了上述观点的前瞻性，那么，在中档酒升级趋势不改、品牌集中度持续强化的今天，建设酒业集团和摸索新营销方法等“药方”，于今天的苏酒乃至鲁酒、徽酒等板块而言，依然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再看当时苏酒板块用来比照的鲁酒、川酒板块。自“八五”期间直至1996年，鲁酒白酒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均居全国前列，其中商品酒跃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为鼓励酒业发展，对鲁酒出省实行退税制度，包装材料免收增值税，从而使鲁酒获得大量资金投入广告宣传和生产发展。但当时80%的鲁酒属低档大众白酒，缺乏国家名酒的金字招牌，品牌优势较弱，综合实力不强，成为至今制约鲁酒发展的短板之一。
而坐拥名酒资源的川酒，瞄准“调结构、上质量、扩规模、满足消费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求得更大经济效益”的奋斗目标。在《华夏酒报》1996年2月6日刊发的《四川发展名优酒前景光明》中，用“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7家企业的统计数据——本省名酒的实际销售量只占了酒厂总销售量的15%～20%”等数据，力证了四川名酒的总趋势是“产不足销”的观点，并提出，整个川酒业务的兴旺与发达还寄希望于名酒企业的“传、帮、带”。
1996年，有人将其看作是堪称“创世纪”的年份。在《华夏酒报》1996年4月19日刊发的《为有源头活水来》一文中，时任安徽种子酒总厂长的锁炳勋说，“大开放的中国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千年等一回，我们企业家应勇敢地站在这‘一回’大变革的前沿阵地，挺起脊梁，勇挑起时代的重负，应该有这种时代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把这种机遇视为千年等一回的绝佳契机，创大业、干大事!”这反映了当时不少企业家的心声。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华夏酒报》忠实地记录了那一年企业的改制成长、企业家的果敢与担当。在1996年12月31日《华夏酒报》刊发的《浩然一曲酒千钟》的元旦献词中，记者饱含深情地说：“回首来路，1996年，酿酒行业走过了稳定发展的一年，1997年，我们要以飘香的美酒和豪放的正气之歌去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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