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总是出其不意地布下草蛇灰线，等到若干年后才让人恍然大悟。
文｜云酒团队
那是一段令人心折的往事。
尽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二十世纪之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但在酿酒科研领域，一大批对百年酒业进程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此时正在悄然生长。
新生
1908年的2月19日，江苏无锡名门秦氏家族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含章，字柳山。
此时，刚满一岁的浙江海盐人朱宝镛，不久之后将跟随父母从河南信阳迁居上海。
在距离信阳大约200公里的河南省临颍县，一户书香人家的幼子方心芳很快也将年满一岁。一年半之后，四川荣县人朱梅也呱呱落地。
对中国酒业而言，这些新生命的到来以及这一年，暂时都还显露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过，时间总是出其不意地布下草蛇灰线，等到若干年后才让人恍然大悟。
就在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将“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给中国，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原本只是政治博弈下的一个权宜之举，却意外造就了中国科研和教育史上著名的庚款留学生群体。
梅贻琦、胡适、胡刚复、竺可桢、赵元任……这些曾站在中西方文化交汇高点的青年学子，后来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和各学科领域的拓荒者。
1931年，当青年秦含章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毕业时，庚款留学生计划已实行了23年。期间英、法、比、荷、意也纷纷效仿美国，退还庚款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秦含章
彼时中国正处于革命浪潮汹涌之际，借助于这一时期的留学高峰，一大批青年有志人士纷纷走出国门探求新知。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时间逐渐揭晓它曾埋下的伏笔。
求学
1931年，当秦含章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庚款公费留学生，入学比利时国立圣布律农学研究院时，留学日本的朱宝镛正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决意退学抗议。
▲朱宝镛
同年，四川游子朱梅即将结束在巴黎的语言攻读，随后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学习酿造。
与秦含章一同毕业的同窗好友方心芳，此时正在导师魏喦（yán）寿的推荐下，入职天津塘沽黄海化工研究社。
▲方心芳
四年后，在黄海社创办人、著名实业家范旭东的支持下，方心芳也获得庚款资助，前往比利时鲁文大学酿造专修科深造。
与方心芳同一年来到比利时的，还有从日本退学后辗转法国、德国的朱宝镛。很快，他将与朱梅成为校友，入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
▲朱梅（左二）与法国巴斯德学院酿造实验室研究人员合影
几乎在同一时期，这四个年龄相仿又同样怀揣报国理想的青年学子，因为各种机缘先后来到比利时，在西方现代化科研体系的熏陶下迅速成长。
和那个时代的那些年轻而耀眼的生命一样，他们四人在学成归来后便各自投身于我国现代科研事业的开拓中。
因为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他们很快又风云际会于一片古老而渴望现代化改革的待兴之地，治学躬行、传薪播火，最终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一代宗师。
开山
1936年学成归国后，秦含章为报当年实业家匡仲谋和荣德生资助之恩，首先回到家乡无锡执教，并于次年出任江南大学农产制造系主任。
当时江南大学的老师们都被安顿在无锡荣家老宅中居住。秦含章住在东房，与他对门相望的，便是住在西房的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大师钱穆。
就在秦含章躬耕讲台之际，与他同年回国的朱宝镛，先是被聘为烟台张裕第一个华人工程师兼厂长，后因战乱避走上海，之后也辗转各地投身教育。
比他们早一年归国的朱梅，在任职烟台啤酒厂和张裕后不久，便由张裕总经理徐望之资助重返欧洲考察。
原本在哥本哈根作访问研究的方心芳，则因1937年抗战爆发匆匆回到南京，之后又迅速赶往重庆为大后方的科研作准备。
此后十余年，局势动荡，步履维艰。虽然饱尝乱世之苦，但这些胸怀理想和现代化知识的第一代酿酒专家，从未放弃过内心的信仰。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万象更迭，百废待兴。
此时已在教育事业上舌耕多年的秦含章，终于有机会将毕生所学践行于实业，以应用科学为国效力。
1950年，42岁的秦含章收到一纸任命，委任他为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参事，后再任中央轻工业部参事，签发人是新中国总理周恩来。
同样投身教育十余年的朱宝镛，此时则接替秦含章出任江南大学农产制造系主任。
不久之后，在江大农产制造系的基础上，朱宝镛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并开设发酵、食品等专业课程。
1952年第一次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朱宝镛以江南大学食品工业系为基础，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有关系科共同组建了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1958年，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独立办学并迁址无锡，创建无锡轻工业学院。朱宝镛成为第一任教学副院长。
巧合的是，当时主持创办无锡轻院的正是时任轻工业部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秦含章。
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为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的“黄埔军校”，为酿酒行业培养出许多著名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叫高景炎，日后他会成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
▲高景炎
兴业
建国之初，白酒由于在战争、医疗、外交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一度被上升到“战略物资”的高度。
1956年周恩来总理组织制订的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兑制白酒”与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并列在一个纲要内，可见国家对白酒生产的关注程度。
为了提高白酒的产量和质量，当时轻工业部牵头在白酒行业进行了两大战略部署：一是组织全国名酒评比，二是展开白酒技术试点。
这两大战略部署几乎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酿酒科研技术力量。由此，一大批名家大师如群星闪耀般，渐次在时代中相逢，也对白酒产业日后发展影响深远。
1952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在北京举行。当时主持这场评选的，正是海外归来、时任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工程师的朱梅。
在他的主导下，一个紧急成立的四人专项小组，对参评的103种酒样逐一品评分析。三个月后，中国八大名酒（茅台酒、汾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酒、绍兴鉴湖黄酒〈今古越龙山集团〉、红玫瑰葡萄酒〈张裕〉、味美思酒〈张裕〉、金奖白兰地酒〈张裕〉）应运而生。
在那个四人专项小组中，有一个26岁的年轻姑娘叫王秋芳。这届名酒评选的所在地，正是由她筹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营酿酒厂，日后则会更名为北京红星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22岁的王秋芳在红星酒厂外的留影
王秋芳还将成为二锅头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传承人。继她之后接过衣钵的，正是1962年从无锡轻工业学院毕业的高景炎。
从1952年到1989年，我国先后举办了五届全国名酒评选。对白酒产业而言，名酒评选的意义不仅是树立了白酒行业的品牌标杆，同时也构建了新中国的白酒工业体系。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由五届国家名酒引领的名优酒序列，依然是白酒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白酒行业的技术试点，则是另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从全世界酿酒范畴来看，以国家力量推动酒类生产的科学化，仅在中国发生过。
白酒试点最先始于1955年的烟台试点，而最具影响力的则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亲自点将的汾酒、茅台两大试点。
由于建国以来汾酒在产量和效益方面一直位居白酒之首，为了总结提高汾酒生产经验，周恩来总理“钦点”时任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发酵研究所所长的秦含章，主持这场意义非常的汾酒试点。
周恒刚被总理点将，则是因为1963年的第二届全国名酒评选。
在这届评酒会上，五粮液位居第一，而茅台的名酒排名，则从上一年的第一降到了第五。时任轻工业部食品局高级工程师的周恒刚，正是主持这届评酒会的专家组组长。
▲周恒刚
周恩来总理由此批示：谁把茅台评下去，就把质量搞上来。
随后轻工部和贵州省联合成立了茅台酒试点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囊括了当时中国发酵行业的顶尖人物，领衔者便是时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的方心芳、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所长秦含章、无锡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朱宝镛。
作为总理指定的茅台试点具体负责人，周恒刚当时带领了一百多名青年技术人员一同奔赴茅台。其中，有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叫季克良。
▲季克良
他所毕业的学校，正是被称作酒业“黄埔军校”的无锡轻工业学院。日后这个年轻人，将成为茅台的一代掌门和灵魂人物，并引领茅台成长为中国最著名的一家酒企。
传薪
这些并非故事的全部，却也足以呈现那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时代。那是我国现代化酿酒科研事业的创业之初，也是很多酿酒大师传奇人生的开始。
这些传奇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如果匡仲谋和荣德生当年对秦含章的捉襟见肘视若不见，后者很可能会因为经费不足而与留学深造擦肩而过，中国酿酒科研事业也会因此而黯淡许多。
如果魏喦寿和范旭东没有对方心芳竭力支持，中国微生物学界很可能仍会有一位勤恳的研究者，却少了一位大师。
如果秦含章和朱宝镛当年没有竭心尽力办学育人，那么也不会有后来高景炎和季克良的建树一方。
如果朱梅当年没有悉心指导王秋芳，也许中国名酒的命运也会因为判断标准的更改而全然不同。
这些“如果”之所以都没有成为现实，不是因为没有可能，而是因为有人选择了另一面，比如扶持，比如担当，比如成全。
2017年9月20日，时年已109岁高龄的秦含章，突然不辞辛劳，从北京乘车跨越1000多公里回到无锡，展开了一场“还愿之行”。
他此行去了两个地方，一是匡仲谋曾创办的匡村中学，还有一个是他曾执教过的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业学院）。
在匡村中学的匡仲谋塑像前，秦含章坚持从轮椅上下来并两次三鞠躬，念念不忘当年之恩。
而在江南大学，与秦含章一同出现的，还有已经退休的高景炎和季克良——此时他们二人在秦含章面前，只有一个身份：学生。
从匡仲谋到秦含章，再到高景炎和季克良，似乎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轮回。
就像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一样，在一个个提携与感恩的因果循环背后，中国酿酒行业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完成了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交付。
从新生、求学，到开山、兴业，再到薪火传承，你怎么看酒业这把生生不息的传承之火？文末留言等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