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像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清末外交家，曾随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后任英法意比大臣，出使欧洲，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法战争中，薛福成镇守浙江镇海海口，击败入侵的法国舰队。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谈判，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西双版纳等地区，使其重归中国版图之内。
云南西双版纳某旅游景区内正进行泼水节表演
在介绍薛福成这个人物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云南的西双版纳。美丽的西双版纳今天之所以还是中国的领土，和薛福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1885年，英国强占缅甸后，同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不过该条约并没有完全划定中缅边界，中缅居民区之间，还夹杂着不少“不华不缅”的地区，英国驻缅军就经常利用这些地区，窥视和侵扰、蚕食我国云南边地。薛福成力促清政府与英国重开谈判，及早划定中缅边界。清政府委派薛福成为谈判代表，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1894年，薛福成与英国外部大臣签订了边界条款，孟连全境和西双版纳得以保留在了中国境内，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保存下来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外交成功的案例。 摄影：陆士德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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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友人到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归来后谈及那里的风土人情，笔者突然想起前不久看过的一则关于西双版纳的史料，便对他说：如果不是当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努力抗争，那么，美丽的西双版纳就都不属于中国领土，现在咱们到西双版纳旅游就要算是出境游了。
这里所说的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名叫薛福成，他做的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在出使欧洲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谈判，订立《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西双版纳等地区，使其重归中国版图之内。
1885年，英国强占缅甸后，同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不过该条约并没有完全划定中缅边界，中缅居民区之间，还夹杂着不少“不华不缅”的地区，英国驻缅军就经常利用这些地区，窥视和侵扰、蚕食我国云南边地。薛福成觉得长此下去，必然对我国不利，遂力促清政府与英国重开谈判，及早划定中缅边界。清政府委派薛福成为谈判代表，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历时一年半，终于在1894年，薛福成与英国外部大臣签订了边界条款。英国除让出科干等地，并归还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外，还同意将野人山穆雷江北英国驻兵的昔马地区三百平方英里的地界、穆雷江南既阳江东约七八十英里的地界，划归中国所有。在清末外交史上，薛福成的这次谈判，和曾纪泽同俄国人谈判收回伊犁，是仅有的谈判比较成功的两个例子。史家称：“称史才者，并推薛曾。”
虽然在薛福成去世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在划定边界时，最终又让出了车里南界和猛乌、乌得等地，英国又重新夺回了昔马、科干地区，但孟连全境和西双版纳却还是保留在了中国境内，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外交上，除了以上这件事情，薛福成还曾与英国政府交涉，要求保障在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地的中国侨民的利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薛福成还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侨民在海外辛苦积蓄了钱财，却不敢携资回国，归国华侨被当作“叛徒”“汉奸”“海盗”，不仅财产要被抢夺，甚至还会被处死。薛福成查阅律例，发现原来在顺治、康熙两朝，清政府曾立下“海禁”，不准大陆商民“通海”，那些私自出洋或者被胁迫出洋的人，归国后，要以“通海”之罪名被“正法”。1717年，康熙帝曾特许以前私自出洋的华人返回原籍，但十一年后，雍正帝又宣布，至此不归，羁留海外的华人，都是“甘心异域”的“莠民”，重申之前的“海禁”。乾隆年间还发生过皇帝下旨，对回国贸易的华侨陈怡老“严予惩治”的案例，使得华侨们就不敢回国了。
薛福成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1892年11月函请总理衙门，奏请朝廷废除“海禁”政策，总理衙门不愿承担风险，不愿代奏。半年后薛福成起草了《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上奏朝廷，被亲政的光绪帝接受，下令修改私出外境旧禁，规定商民无论出洋时间长短，一概允许回国谋生置产，和内地人民享有同等权利。这次政策改变，不仅受到侨民和侨乡的欢迎，很多被迫漂流海外的华侨得以返回故乡，有了落叶归根的机会，而且首开了吸收华侨回国投资的渠道，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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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年轻时科考不利，遂转向习“经世致用”之学。1865年，他将自己关于研究“夷务”与“海防”的心得，写成万言书，面呈自己父亲旧交曾国藩，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入曾氏幕府工作，与黎庶昌、张裕钊和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子”。薛福成在曾国藩身边工作了七年，熟悉了“洋务”。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在苏州书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负责整理刊刻曾国藩的奏稿。
1874年，薛福成应诏陈言，向朝廷提交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阐发了自己对培养人才和工商政策的见解，引起朝廷多位重臣尤其是李鸿章的注意，此后，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工作了整整十年，协助李鸿章办理了很多重要事情，尤以抵制英国人赫德为“总海防司”最为重要。赫德本为“总税务司”，把持了中国海关，在清政府准备搞海防、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之时，他又想出任“总海防司”，把持中国海防兵权。薛福成向李鸿章进言：赫德要想出任总海防司也可以，必须得辞掉总税务司一职，到海滨练兵，赫德贪利，必不会答应。果然一切正如他所料。
1884年，薛福成得到外出做官机会，出任浙江宁绍台道，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负责浙东海防。薛福成上任之时，正值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法国海军在福建马尾军港击败了中国水师后，由中将孤拔率领远东舰队继续沿中国海岸北上侵扰。薛福成到任后，严守宁波城东的镇海海口，在其设防工作中，展现了他处事应变的能力。
首先，他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等人协调统一了炮台守将和增防陆师将领的指挥部署，加强战备；其次，用沉船的办法堵塞海口，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准备随时堵死，以防止敌舰入港登陆。同时控制熟悉镇海水道的引水员，不让其为敌所用；其三，迅速架通镇海到宁波的电报线路，以保证指挥通讯的及时、畅通。对于从前线退到镇海的三艘兵船，严令其不得再退再逃，否则军法从事；其四，他还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通知外国领事，中立国军舰入港口，必须事先联系；对到港中外客轮，一律实行稽查。将宁波地区的法国侨民，迁移集中居住，加以“保护”。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不得为侵华法国舰队供应作战物资等等。
薛福成的这些备战工作，取得了好的效果。1885年三月一日，法国舰队向镇海发起攻击，被击退。第二日晚上，法军两次用鱼雷艇攻击，又被击退。第三日法国装甲舰企图攻击威远炮台，被击退。之后，孤拔多次乘黑夜派小船探测航道，屡次被炮火击沉，悬赏六万两招募引水员，也无人应募。此时，经过周密部署，薛福成命令对停在海口外的敌舰主动发起轰击，
正是在这次反击中，孤拔被击伤，不久伤重而亡。直到中法和议达成，这支在福建马尾打败了福建水师的法国舰队都没有在镇海讨得一点便宜，并且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
中法战争中，中国取得了两场胜利，一场是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另一场就是薛福成指挥的浙东之战。
浙东之战，说明了中国军民有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同时显示了薛福成的胆识和实际才干，由此他得到朝廷嘉奖，加布政使衔。
早在1872年薛福成应诏陈言后，郭嵩焘便曾奏举他“可胜公使之任”。1889年，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还未到任，便被改任为英法意比大臣，自1890年一月到1894年七月回到上海，薛福成在欧洲度过了四年半时间，回到上海不到一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了。
1891年，薛福成出版过六卷、共十七万字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他去世后，他的后人又将他其后几年的日记共三十五万字于1897年付梓出版，名为《出使日记续刻》。
浙江镇海口海防遗址里的中法战争镇海之役胜利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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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幕府工作期间，薛福成曾写成《筹洋刍议》十四篇，其核心思想不外乎是当时洋务派的主要观点，虽然承认外国坚船利炮的厉害先进，但又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比如“三纲五常”那一套比外国人要先进，他要做的无非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等到他出使欧洲，所见所闻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对原来的洋务思想进行了反思，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始信侍郎之说”，这里所说的“侍郎”，便是比他更早对西方文明有较为深刻研究的郭嵩焘。
薛福成对西方的议院、学校、监狱、医院、道路建设进行了了考察。
他看到议院政治：“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两党互相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他看到的学校：“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他感慨传说中的中国远古的“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不想竟在海外见到了。
他看到的监狱，犯人可以做工，还有工资，还有各种书籍可以阅读。
他看到的医院，使用显微镜，手术水平之高，“虽古之扁鹊、华佗，无以胜之。”
他看到的道路：“铁路告成，车行愈驶，旅客愈多。……每至一富庶之区，铁路六通四辟，殆如蛛网”，“西人之所以能横绝宇宙莫能御之，火轮舟车之力为最多。”
关于西方的“火轮舟车”，薛福成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英国火车始开之时，国民多有阻扰，以为这样会让用马匹运输的人失去生计，但真的等到铁路开通的时候，马匹运输反倒生意更好了。由此，他这样评价道：“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只行干路，其枝路歧出不穷，相距百里内外来就火轮车者，用马愈多也。”后来铁路在中国出现时，也遭到了国人的怀疑阻扰。
薛福成还预言西方人除水战、陆战之外，将来还会有“云战”，除了 “水程”“陆程”之外，还会有“云程”，这一点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是基于自己看到了新文明之后得出的推断。所谓“云战”“云程”，不就是现在的空战、航程么！
薛福成的观察是很细致乃至于细腻的，他看到了中、西方人消费观念的不同。比如他看到西方人家境好的，每餐都有牛肉，即便是工人、仆人，一周之内也要吃两三次牛肉。而受雇于西方人的中国人，“虽每日可得工资洋银二圆或三四圆”，却比较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依旧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把钱存起来，往往遭到西方人的嘲笑。薛福成分析了西方人的这种心理：“天地之间人为贵，天本予人以自养之权；今华民欲等人道于牛马，则我亦不能以人道待之。”
薛福成称西方人善于养生，实际上说的是西方人的这种消费和饮食习惯，保证了身体的健康，体格的强壮，而中国人之弱，从饮食这件事情上亦可看出来。
薛福成进一步分析了有些中国侨民不能融入西方当地社会的原因，加以了批评，在他看来，这是由于这些侨民无论在饮食上还是着装上，还是“墨守华风”，不能与当地人合二为一。他认为这是他们“之胜于他国人在此，而受侮于他国人亦如此”，“美国之所以有驱逐华民之政也，虽由贫民之忌人夺其生计，然使华民稍自修饰，不露寒伧之态，其被嫉当不至若是之甚”。这种分析来自于直接的观察，是很犀利也是很深刻的。前文写过，薛福成曾为海外侨民争取过权益，但这是对外手段，对内，他的批评却是如此不留情面如此准确到位。的确如此，笔者记起曾看过的一则史料，说的是李鸿章到美国访问时，当地华人见了他依旧行跪拜之礼，如此行为，在一个文明国度里，必然会受到嘲笑和歧视的。
过去薛福成的“筹洋说”，只看到了西方的器物先进，现在他也开始考察其政治制度，并有了自己的一些结论。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政治制度：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经过一番考察、思考，他认为“君民共主”是最好的制度，虽然他把这种制度比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但对于他这位大清臣子来说，能这么去思考问题，在当时已经是殊为不易了。
薛福成考察的重点，在于西方的工商业，他的日记中，多以谈西方商务为重，逐渐形成了他“以工商为先”的思想和“利归富商”的主张。在1893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他谈及西方富强的根源，有以下五点：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有此五端者，知西国之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也。”这已经是对自己过去的洋务思想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并进行批判了。
此外，在其日记中，薛福成关于西方人如何进行商务活动、各国的工业技术的记载还有很多，囿于文章篇幅，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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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到欧洲后，对日本的变法维新也有关注。他看到的情形是：日本到西方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而且学习的程度、广度和深度，远胜于中国，中国人到西方学习多限于军事、造枪造炮等小范围，而日本人则是“拔取医学、矿学、律学者皆有其人；译西书为日本文字者，汗牛充栋；询以西事西学、泰西掌故，无有不知者。”“日本自设工艺学塾以来，仅十有七年；其工艺大学院之设仅十年，造就人材已不少。”这样的认识和早年郭嵩焘的认识完全一致。
他还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之间贸易的变化，1888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为白银七百多万两，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货物，才九万多两白银，但到了1891年情况就完全变了，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七百多万两，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降到了价值白银四百多万两。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领先中国已不止十年。而这一切，是他们向西方学习，锐意改革的结果。
薛福成这些日记，写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不久，读这些资料，笔者想起李鸿章等人，虽有“防日”之思想，但对日本到底如何强大，是不了解的，也没对日本做仔细的研究，或许，对于薛福成的这些话，也未加以重视，那么，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也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了。
薛福成去世后，葬于无锡龙寺，现在那里名叫龙寺生态园，薛福成墓仍在。今日无锡，还有薛福成故居，位于崇安区健康路，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无锡薛福成故居
薛福成故居位于无锡市崇安区健康路西侧，始建于1890年—1894年，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故居建筑群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超过2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平方米。200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摄影：简直
无锡薛福成故居西轺堂
摄影：李寻
无锡薛福成故居里的务本堂
摄影：简直
无锡薛福成故居内景
摄影：李寻
浙江镇海海口海防遗址
镇海地处宁波甬江口、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沿江东路，是我国东南沿海人民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战场之一，现有多处海防遗址和海防纪念馆等。清末中法战争中，出任浙江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在此指挥了浙东之战，并取得了胜利。中法战争中，中国取得了两场胜利，一场是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另一场就是浙东之战。摄影：李欣
镇海口海防遗址炮台 摄影：李欣
编辑： 九章 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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