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本文较长,看完留言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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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远 李寻
关于李鸿章,生前即有纷纭议论,其死后议论仍未休止,罪之功之皆有,且评价时有反复。过去罪李鸿章者把他看作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出卖中国权益的卖国贼,后来功李鸿章者则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捍卫儒家正统文明,无可厚非,而他办洋务,主张对外开放,引进现代工业,功大于过。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李鸿章搞洋务办工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旧式统治,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所办的工业,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垄断性和腐朽性,实际上又阻碍了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李鸿章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他是一个在做具体事情的人,怎么做都会有人罪之、有人功之。这个时代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每过一段时间,过去的一个时代主题就会被人重新提出来。比如,是优先发展国有企业,还是走市场化道路?经常争论不休。当人们讲到国有企业的好处时,李鸿章所主导的洋务运动就会受人肯定,当从市场化观点来看问题时,李鸿章搞国有垄断企业的方法就会遭到批判。同样,当一个国家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时,李鸿章搞洋务搞外交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卖国行径,而当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状态下之时,李鸿章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和后果,都是和时代潮流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李鸿章所处的那种时代潮流还没有过去,我们后人也生活在那种时代潮流中,更确切的说,是还在沿着某个既定的、旧的河道前进,有时还会出现河水旋回的情况,所谓旋回,就是过去又回来了,所以,对李鸿章的议论也就不会停止。
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李鸿章时,总会有一种重提故人,或者遇见故人的感觉,他不是旧人,也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而是我们身边的一个老朋友,而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纷纭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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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1、办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2、搞洋务运动,办工厂,办学堂,建北洋水师;
3、搞东南互保。
这三件事情,看起来涉及到内政、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但实际上却是一件事情。我们也只有把这三件事情理解成一件事情,才能理解李鸿章为什么会做这三件事,以及这三件事为什么会做成这样。这是由他稳定的人格结构导致的。
他的稳定的人格结构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忠君,封侯。
那么,李鸿章这种稳定人格结构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一是天生的;
其二就是他聪明,会读书,考中了进士,进入到了一个官僚体系里面;
其三是历史文化环境造成的,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环境就是皇帝制度,读书人读书的最高理想就是“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然后出将入相。李鸿章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这形成了他稳定的思想观念,他曾写过一首明志诗,名叫《入都》:“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意思很明白:就是我要在青史留名,青史留名的标志就是封侯。我给国家打仗立功,就能拜将封侯。李鸿章所处的朝代是清代,他的这种理想本来很难实现,因为他是汉族人,满清搞民族压迫,比如朝堂之上,看起来满汉官员平级,但实际上汉族官员没有实权,决策权掌握在满族官员手里,汉人只能听其指示做事。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官员本来是没有机会实现拜将封侯的理想的。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了他机会。太平天国造反那时候,清政府正值内忧外患,外有英美联军火烧圆明园,内则是满族八旗军已经很腐败,打不了仗了。到了太平天国中后期,咸丰死了,慈禧太后当政。慈禧太后当政后是怎么镇压太平天国的?当时,太平天国在南方十多个省已经很有影响力了,特别是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这四个省,太平天国已经基本占了。在北方,太平天国也已经打到了天津,快到北京了,满清的半壁江山等于快没了。这个时候清政府没有办法,只能重用汉族官员,但汉人组成的绿营军也没有战斗力,这些官员就开始招兵,办团练。曾国藩建起了湘军,李鸿章系曾国藩门生,在曾国藩的授意之下,组建了淮军。他们终于等来了拜将封侯的机会,至于所谓的“保卫儒教”,反对洪秀全宣扬的“耶教”,只是曾国藩的一个借口而已,实则是只有镇压太平天国,他们才能出人头地。
如何才能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从协助清军作战的“洋枪队”身上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于是,引进西方先进武器,就成为了必须。同时,洋枪洋炮,是要维修保养的,于是,便建立了维修厂,办起了洋务运动,最早的安庆军械所,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经常要打水仗,江上的小渔船没有战斗力,于是就需要建立水军,就要办水师学堂。要着重强调的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是北洋水师,而不是现代海军,水师是平内乱的,海军是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的,如果李鸿章建立的是现代海军的话,那说明他还是有点现代海洋意识的,有海洋意识就意味着有世界意识,但从后来北洋水师的覆没来看,他恰恰没有这种现代海洋意识,他建立的只是“水师”,和鄱阳湖上、长江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湘勇水师是一脉相承的。
再来看东南互保,所谓东南互保是指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后,东南一些省份宣布仍然与列强保持友好关系,主要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此举首先是保自己,李鸿章对当时形势有他的判断,知道清政府打不过列强,但太后想打,他又不敢直接反对,就搞了这么一个“东南互保”出来;其次他的目的还是保太后、保大清。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找过李鸿章,鼓动他起来推翻清政府,李鸿章犹豫了,等到后来慈禧太后一回銮,他马上前去效忠,替她去签订不平等条约,这说明他终究是忠于慈禧太后的。
忠君、当官才能青史留名,这就是中国旧的文化体制给人的唯一路径,这种价值观里,没有国家概念,没有世界概念,甚至也没有汉代人的“天下”概念,只有忠君概念,忠于它就能拜将封侯。太平天国快要平定的时候,王闿运曾劝曾国藩抓住机遇,自己做皇帝算了,曾国藩不说话,只是把“狂妄”两字连续写了好多遍。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本以为自己能被封个异姓王什么的,但最后也就封了个侯,他也就认了。这就是这些人当时的观念和整个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你不能当皇帝,那是坏人做的事情;你不能造反,那是流寇做的事情。你要做个能臣干吏,就只能忠君,忠君就是忠于历史。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李鸿章做了以上三件事是一件事的原因。
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的慈禧太后还算是个“明君”,不仅能用他们,而且还用得很好,让他们得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机会,得到了过去汉族官员前所未有的地位,自此之后,汉族官员在朝廷决策上有了很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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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要镇压太平天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忠于现存秩序,他们是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相比而言,洪秀全则是现存体制里的失败者,现在这个失败者要来破坏这种秩序,当然得下狠手镇压。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后人对历史的看法问题。比如拿曾国藩来说,毛泽东年轻时很崇拜曾国藩,认为他打仗很有一套,等到他干革命以后,对曾国藩的评价就变了,曾国藩就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改革开放后,对曾国藩的评价又有变化,他的著作和言论开始流行起来,他被当作是一个捍卫主流文化的正面人物备受推崇。曾国藩还是曾国藩,但对他的评价却出现了多次反复,这是由于评价历史的人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地位、立场决定了其评价历史的方式。
太平天国运动能被镇压下去,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是洪秀全实在太差了,从智力品质到道德品质都太差。洪秀全确实反体制、反孔,但是他不反封建,实际上他更封建,当了皇帝之后照样开科取士,照样三宫六院,而且搞权力独裁,在天下还没有打下来之时,就搞残酷的内斗。
洪秀全很爱搞封建迷信活动,他是靠迷信鼓动人造反的,到死还靠迷信念咒什么的这套东西来保佑自己,他领导的天平天国运动还是旧式的农民起义。洪秀全打着“耶教”的口号,可他并不是真信基督教,而仅仅是以此为障眼法来引导人民起来造反,和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同样,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认他,因为他胡说八道,他宣扬的是什么天父、天兄、还有下凡附体之类的东西,和真正的基督教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反倒和曾国藩捍卫的儒教是一样的:你要有皇帝,我也有皇帝,只不过你是在捍卫皇帝,老子自己当皇帝而已。所以说洪秀全不但不先进,他反而更落后,比慈禧太后还落后,比如,他收税比慈禧太后还高,对农民进行压榨比慈禧太后还厉害,又比如他搞家天下制度,洪姓王封了数百个,甚至很多亲王还都是什么事情都不懂的小孩。在人格上,洪秀全是存在着缺陷的,像张献忠那样,喜怒无常,想杀谁就杀谁,内部搞得四分五裂。
第二是李鸿章等人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武器。前面说了,洪秀全信奉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所以他虽然认“洋兄弟”,但并没有真正与海外势力建立起来联系,相反,慈禧领导下的清政府,是外国人认的正规政府,愿意与之合作,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尽量避免和列强开战,而更加注重发展平稳的外交关系,由此,不但可以从列强买枪买炮,还可以直接雇佣外国军队来作战,更腐朽更落后更野蛮又没有更多先进武器的太平天国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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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等人之所以要办洋务,最直接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镇压内乱,顶用。比如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前,就曾说要“仿制轮船,出洋捕盗”。福州船政局刚造出两只轮船,适逢1870年浙江海面发生海盗案件,一只轮船即刻就被派去镇压海盗。1867年,江苏藩司丁日昌在提议创建北洋、中洋和南洋三路轮船水师的条陈中,阐述个水师轮船主要功能是“无事运漕,有事捕盗”。江南制造局后来造出的轮船,主要也是用来缉盗。1891年,在长江沿岸地区比如上海、芜湖等地的民众与外国教会发生冲突时,清政府甚至还调用了北洋购买的外国兵轮前往镇压。
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天津制造局这三个或由李鸿章亲自创办,或由他接管的军工企业,当初也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李鸿章认为它们“铸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这三大制造局就是清政府镇压内乱的军火供应地。1870年代中后期,山西、河南等地发生旱灾,灾情严重,很多大臣上奏要求削减各制造局的费用,移作救灾之用,但遭到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反对,理由是灾害之年,饥民更多,更容易作乱,这时候更应该多生产军火,为防止饥民暴动而做准备。
同样,在其他各地建立的制造局,比如兰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都是为了直接镇压当地的内乱。甚至包括兰州织呢局这样的企业,也是为军队服务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的是军服之类的用品。
第二是为了增加自身实力,在朝廷争斗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发现,干此事能挣钱,当然,挣的不是市场的钱,而是政府的钱。办军械修理厂,为军队修枪修炮,军队得付给修理厂钱,军队的钱来自于国家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可以用军费来支持自己办企业,或者说是可以用办企业的名义套取国家更多的钱,来发展自己的实力。比如他军队的建制是10000人,但政府不能只按这些人头来发薪水,因为还要消耗枪支弹药,枪坏了还要维修,维修就得给维修厂付钱,所以原来军费只有10000两银子,现在就可以向政府要30000两银子,甚至更多。钱多了,就可以再扩充军队,队伍更大了后,中央财政拨不出这么多钱来养,那么就可以直接向地方摊派,理由当然是在地方上办企业、办学校等等。如此一来,他在地方上势力就大了,势力大了后,皇帝要动他的时候就得想一想,比如他在广东干得好好的,现在要把他调走,地方上答不答应,他走了后那些企业、学校还能不能搞下去,搞不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具体拿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是他建立起来的,不让他当北洋大臣是不合适的,而且直隶总督也是他担任的,这么一来,李鸿章在朝廷中说话权重就更大了。
还有一点,清朝设有监察御史这个职位,可以随意参奏任何大臣。大臣势力大了后,就可以收买这些监察御史,让他们不说自己坏话,反而替自己说好话。
当然,李鸿章等人发展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要反对皇帝或有谋反之心,仅仅只是为了在官员内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不致于被人算计而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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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决定了方式,李鸿章等人搞起的洋务运动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搞洋务运动就是为了强化统治能力。洋务派所办的那些事,诸如建兵工厂、设电报局、修铁路等等,都是为了强化国家机器能力和统治能力的,即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坚船利炮来强化朝廷的力量,镇压反叛,至于中国是不是也要成为科技进步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要过上文明体面的生活,他们没有想,甚至,从根本上他们还是反对的。张之洞就明确说了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中国的物质文明虽然是落后的,但精神文明是先进的,现在我们只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加强统治,其他的该咋样还咋样。
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更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本质,明治维新有三个口号:
首先是文明开化,即是说日本现在还是不文明的国家,所以必须接受另外一个先进的文明体系;其次是殖产兴业,即要着力发展民生;其三才是富国强兵,即让国家强大起来,扬威于万里波涛之上。
明治维新的这些新思维,中国洋务派一个都没有。文明开化嘛,没必要,中华文明本来就好着呢;殖产兴业嘛,就是为了让人民富裕起来,这也不行,人民富裕了更有力量造反;至于富国强兵,扬威于万里波涛之上,那是皇帝考虑的事情,皇帝不考虑,我们做臣子的要考虑了,就是僭越,是万万不可的。
所以,洋务运动所办的那些事,无非就是:建兵工厂,是为镇压内乱提供弹药;设电报局,是为了镇压叛乱时联络更方便;修铁路,就是哪里发生叛乱了,可以更快派军队过去剿灭。如此种种,和文明开化没关系,和发展民生也没有关系。
第二、官府等级制度的横移。既然李鸿章等人不接受西方的那套组织体系,那么他们办企业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官府模式横移过去,用管理衙门的办法来干企业,行政取代了市场,是最典型的官办企业,结果导致企业机构臃肿、运转呆滞,效率低下,贪腐横行。掌管这些企业的官员都想把自己的亲属塞进来谋个职位,而这些人大多数是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比如中国电报局各地分支机构,盛宣怀的亲戚就多达三十余人,盛宣怀的堂兄盛宇怀不但掌管了无锡电报局,而且在临终前要求自己的儿子顶替自己的职位。
这些在企业任职的官员大量贪污、挪用公款,中饱私囊。如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就曾大量挪用公款,盛宣怀主持招商局时,不仅贪污,而且利用企业股票巧取豪夺,很快就成为这些企业最大的股东之一。对于属下的种种贪腐行为,李鸿章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很袒护,比如当有人参劾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过程中受贿时,李鸿章就出面保了盛宣怀。就是李鸿章自己,也任用自己的外甥张士珩管理天津制造局,这在当时就颇受人诟病。
这种官办企业,还意味着对本土民营企业的压制,比如1882年李鸿章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后,奏请“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更本质的是,由于和发展民生没有关系,办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为了扩大实力和套取军费以及行贿,所以企业生产什么适销对路的产品,进行科技创新等等,没有人真正关心。
第三、以安内为上,攘外顾不上。本来,在李鸿章等人的思想观念里,如何和外国打交道,就是皇帝、慈禧太后的事,他们定下来就是了,自己所要做的就只是忠君而已,所以,办洋务也就和“攘外”没什么关系了,而且他们和慈禧太后的共同观点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先把国家稳定好、内部秩序维持好就可以了,割点地、赔点款给列强,只要他不灭我就可以。这种观点导致了清政府对外政策就是和平友好,买人家东西,这就是整个洋务运动既不学习外国的东西,也不引进真正有文明价值的东西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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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到底有没有现代思维?
要说他没有吧,他确实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听起来很先知先觉的话,而且他也在事实上办了一些很现代化的事情,建了现代化的电报局,派了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自己后来还亲自到欧美游历了一番。要说他有现代思维吧,从上文我们所论述来看,他干的还是忠君、发展自己实力那一套,还是按旧的思维方式在做事和生活,根本没接受新的文明方式。他是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话,但他并没有讲明白为什么会变?什么变了?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局?等等。
我们认为:李鸿章没有现代思维,相反,他还是用现代光鲜的外表延续旧文明的一个代表,不是旧统治,是旧的文明,旧统治是说保大清,他不只是保大清,他保的是皇帝制度,保的是皇帝制度下的世人心态体制,保的是他们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保的是赢得身前身后万世名的价值体系,这是他内心最为真实的东西,所以他生命里面呈现出的文明特质便是中国封建传统的、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
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领袖,但他在1865年到1895年之间,并没有亲自到国外去进行访问、考察,主要是通过派人出去考察的方式来了解西方世界。比如创建北洋水师,李鸿章并没有对世界各国的海军和海防做深入研究,1876年,他在烟台与英国谈判马嘉理一案之时,赴停泊该处的德国、英国军舰参观,其先进的设备性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更下定决心要买铁甲军舰、建立水师,这才有了后来派人出去考察各国造船厂等事情。
李鸿章第一次出国,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他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第二次是1896年,他出访了欧美八国,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考察先进文明,而是处理另外一些具体的事情。这就说明了,李鸿章对西方文明没有切身体会,对世界没有真正的了解。
北洋水师建立过程中,向西方各国买武器的事情就很能说明李鸿章并不真正了解世界。起先,他听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向英国买船买炮,因为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了清政府,是海上强国,他就接受英国人的东西。后来普法战争中,德国打败了法国,李鸿章派人到德国进行考察,得出结论是德国的大炮厉害,清政府就向德国军工企业克虏伯工厂订购了大量的大炮,成为克虏伯工厂的大客户,同时派遣留学生前往接受培训。北洋水师后来的几艘主力舰比如“定远”“镇远”和“济远”等,也都是出自德国的伏尔铿厂,因为这家造船厂所造军舰,主炮等一系列装备都是克虏伯工厂生产的,而且造舰费用较之英商、法商还要更便宜一些。这件事情,并不能说明李鸿章多有眼光,虽然他看中的克虏伯大炮在当时确实先进,但他之所以订购克虏伯大炮,本质上是出自自己急功近利的想法,是因为德国打败了法国,他认为德国的武器就好,就要买德国的火炮和军舰,假如普法战争德国失败了,那他是不是就到法国买武器呢?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从李鸿章的行事逻辑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1896年李鸿章游历欧美的事情值得说一说。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否真有现代思维。
1896年3月到10月,李鸿章先后出访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8个国家,这是清代大臣第一次进行环球访问,表面上看,李鸿章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礼遇,各大报刊争相报道,轰动一时。
这次访问有什么成果呢?
答案是:几乎没有。既没有完成他出访的主要目的,也没有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的触动,他除了留下了一些办具体事情与清政府联系的电报稿外,并没有亲自留下相关笔记记录欧美游历见闻,坊间流传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和《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都是他人主要摘录各大报纸报道和评论辑录而成。
李鸿章这次出访,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感谢俄、德、法三国在《马关条约》后干涉日本“还辽”成功;二是联俄,共同抵抗日本;三是和各国解决关税问题。西方列强用炮轰开中国大门、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海关主权,海关总税务司是由英国人赫德担任的,列强规定,外国对华进出口货物,清政府只能收百分之五的关税,按银计征。随后,随着银价不断下跌,英镑与银的比价,由四五十年代的一镑合银三两,变成了九十年代的一镑合银六两,清政府此项税收减少了一半。因此,清政府根据赫德所提的一个方案,要求李鸿章与各国交涉,对关税税则进行修改,按英镑而不是白银收税,以解决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四是与一些国家谈一些具体合作,比如与比利时政府谈在中国建卢汉铁路的问题。
结果是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一个《中俄密约》,俄国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中俄密约》签订一年多以后,俄国就和德国互相勾结,先后在中国租借了胶州湾、旅顺和大连等地,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瓜分中国。至于提高关税的问题,英法等国都以各种方式和理由拒绝了李鸿章。
各国热烈欢迎李鸿章,也是有他们的私心目的的。前文说过,李鸿章办洋务时,曾在德国的不少军工企业比如克虏伯工厂订购过大量的武器装备,是其主要客户,这些企业热情欢迎李鸿章,是希望他再代表清政府向他们订购产品。德皇陪同李鸿章参观德军演练时,看到李鸿章对德军演练之法十分羡慕,甚至对李鸿章说如果中国想仿照德军之法练兵,他愿意提供帮助。
李鸿章在欧美期间,见过不少政要,但其中这几位,却是他真正想见的,也正反映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第一位是德国前首相俾斯麦。时人皆称李鸿章为“东方之俾斯麦”,他也似乎为此颇有些得意。见到俾斯麦之后,李鸿章请教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复兴之道是什么?二是“何以胜政府?”三是“政府何以图治?”对前两个问题,俾斯麦敷衍答之,只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大谈了一番练兵的重要性之类的。
从李鸿章提的这三个问题,就可以看出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比如他问“何以胜政府?”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自甲午海战后的遭遇是有怨气的,当然他不是对慈禧太后有怨气,而是对攻击他的政敌有怨气,因而,他的所谓“胜政府”,是如何挫败自己在朝堂上的政敌。在和俾斯麦这样的大政治家对话时,李鸿章问的还是这种有关内斗之事,可见其毫无现代思维和世界眼光。
李鸿章还和俾斯麦谈起了自己如何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事功,谁知俾斯麦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种内战不值一提,能外战、开疆拓土才算有本事。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记载了这句话:“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
如此对比,俾斯麦和李鸿章确实是两个世界里的人物,所以,当李鸿章告诉俾斯麦他被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之时,俾斯麦笑笑说:没有人把我当作欧洲的李鸿章。
李鸿章第二个想见的人是英国人戈登。戈登就是曾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的常胜军首领,其时他已在苏丹战死,李鸿章特地到戈登纪念馆、圣保罗大教堂凭吊戈登,敬献花圈,悼词为“李某敬赠中国良友英国名将戈登”。
李鸿章想见的第三个人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格兰特曾到访过中国,其时亦已去世,李鸿章到了格兰特墓地悼念,留影纪念,并拜访了格兰特夫人。李鸿章如此看重格兰特,一是故交,二是格兰特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统一南北的英雄,或许李鸿章认为自己平定太平天国等内乱,其功绩也和格兰特相仿吧。
在一些接待李鸿章的外国人眼里,也可以看出李鸿章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李鸿章到俄国后,参加了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很不幸的是,当天在广场上发生了踩踏事故,死了不少人。李鸿章问接待他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你们把这件事情报告你们的皇帝了吗?维特说正准备要去报告。李鸿章就说你们太不会做臣子了,何必让皇帝为这样的事情劳神呢?维特反问李鸿章他会怎么处理,李鸿章说压下来,不报告,又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时,当地发生了饥荒,他就隐瞒没报,而是说略有饥馑,但没有饿死人。这番话让维特感慨万分,当晚他在日记里记载道:我原以为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野蛮的,上帝保佑,还有中国人。
这次游历欧美各国,在每个国家的很多场合,李鸿章发表过不少演说,有很多话听起来很有现代思维,比如他读到了美国前总统华盛顿的辞职声明和离职演说后,认为华盛顿是个伟人,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又让贤,让别人来统治。如此种种,让一些研究者认为李鸿章此时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的政治文明。对于这种论断,笔者不能赞同。假如李鸿章真的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明,那他后来为何还要在东南互保等一系列事件当中保慈禧太后呢?
历史研究问题,我们必须要尊重史料,而史料是当时形成的,当时那个环境下一个人说的话,到底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仅仅只是他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认真甄别。比如李鸿章出访欧美时演讲中的很多话,就是场面官话。
总而言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一个不知世界为何物之人。人常说: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李鸿章却是观了世界也没有世界观,因为他的脑袋里一直装着他旧世界的东西,他看到的新世界只是为旧世界来做一些补充的,所以,他就不可能理解新旧世界之差别。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真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只想他自己那些心事:怎么能让太后对我好点;怎么让大臣在我面前俯首帖耳;怎么让我更有面子,死之后立个牌坊、建个祠堂之类的。
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革命也没有开始多少年,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是和工业革命差不多同时起步的,人家有了电报,我们引进了,人家有了火车,我们也引进了,北洋水师战列舰配备的克虏伯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师操作命令,甚至都用的是英语。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呢?关键还是在于人,在于李鸿章这样手握大权的人还活在旧世界里。
同样,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十年左右,日本刚开始搞工业化时,甚至还学习过李鸿章如何办洋务,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时,其先进程度把日本人吓了一跳,可是没过几年,日本联合舰队就把北洋水师打败了。那么,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李鸿章关注日本发展了吗?从后来甲午战争的情况来看,他对日本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很多论者都说李鸿章的思想有一个由最初的“联日”转变为“防日”的过程,但他到底是怎么防的?收集了那些情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了何种应对措施?这就必须得说到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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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是要讲甲午战争的过程,而是讲清政府和李鸿章究竟败在了什么地方?
首先是败在了政治上,没有政治战略。由于李鸿章政治上没世界观,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他就没有世界战略,在列强并起、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在世界上我们该怎么自保?怎么自立?这些统统没有主动去做考虑。这一点在甲午战争中就看得很清楚,朝鲜当时本是清政府的属国,对于这样的属国,清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进行控制?将来要面对的敌人是谁?又比如,日本已经插手朝鲜问题了,这时候我们是应该把日本势力赶出去,还是彻底把朝鲜让给他,不要再丧失本土利益?这些问题,有些李鸿章没有考虑,有些他虽有所意识,但由于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等同于没有考虑。
事实上,对于打败自己的日本,李鸿章至始至终都没有做真正深入的研究。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来自于被动的应付。1871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提出“联日”,主要是想笼络日本,当然,日本可不会按李鸿章的愿望来行事。
1873年,李鸿章从上海报纸上得知日本有入侵台湾的计划,但他并未重视,反而他认为台湾那个地方民风彪悍,地形复杂,英美等国都无可奈何,日本人要侵略,不太可能。
1874年日本以琉球渔民被杀为由出兵台湾,让李鸿章大感意外,当日军登陆台湾被确认后,他才开始反应过来,但还是不愿放弃对日幻想,最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该条约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实际上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为后来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根据,同时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
客观来说,日本这次侵台事件,给了李鸿章和清政府震动,由此在朝廷中开始了一场关于海防的讨论,李鸿章提出了购买铁甲船、建水炮台等建议,但其思想还是着眼于防御,对于日本,李鸿章仍然认为其为“小国”,内心里还是有些瞧不起的。
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吞并琉球,并改名为冲绳县,这时李鸿章做了以下两件事情。其一,他认为日本吞并琉球,就是仗着自己有新购的铁甲船,中国也必须有铁甲船,才能阻止日本侵占台湾、朝鲜的野心。自此以后,李鸿章派人在欧美做了一番考察,决定在德国订购铁甲舰,正式组建北洋水师。其二,李鸿章确实想到了日本可能会插手朝鲜问题,他采取的措施是劝说朝鲜与英美等列强签订通商条约,试图借列强的力量来阻止日本的势力进入朝鲜。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恰恰说明了他不了解日本,也不了解英美列强,对于国际间如何争斗、相处并不懂。
买了铁甲舰后,也没有去收复冲绳,仅仅作为炫耀的工具。1886年和1891年,北洋水师曾两次访问日本,但这种访问,并没有让李鸿章和其他北洋水师将领真正了解日本海军,北洋水师实际上是抱着示威的心态去日本访问的。示威、威慑他国,就是李鸿章心目中北洋水师的真正作用,他没有海防意识,也没有真正要与日本等国交战的想法。事实上,李鸿章关于海防说得最多的是要买船和建军队、建基地之类的事情,确切的说,是由自己来买船和建军队,办这几件事情就能从政府套取军费,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后,对日本,李鸿章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联俄抗日”,结果不仅没解决问题,反倒引狼入室;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发誓不再踏入日本的土地,他从欧美访问完乘船回国时,途径日本横滨,就拒绝了日方请他上岸休息的邀请。
相反,日本是有政治战略的,明治天皇和他的大臣们不仅有自己的现代化目标,而且有成为世界列强中一员的强烈愿望,在亚洲,他们制定了相关战略:先拿下朝鲜,再拿下中国东北,等等。
1884年,朝鲜朝野有人在日本支持下,发起“甲申政变”。第二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军,以后均不得派人在朝鲜训练军队,两国或一国向朝鲜派兵应先相互知照。等到了1894年,日本已经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但李鸿章对此毫不知情,在向朝鲜派兵时,还按《天津会议专条》知照日本,日本趁机派兵入朝。由此看来,李鸿章不仅对朝鲜问题没有政治战略,连基本的情报工作都做得非常之差。
其次败在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朝鲜问题升级后,日本开始派兵进入朝鲜,当时在朝鲜的袁世凯建议把进来的日本军队歼灭掉,但李鸿章对于打还是不打,一直没做决定,实际上日本军队刚进朝鲜时只有几百人,是完全可以消灭的。既然不打,那撤退总可以吧,对此,李鸿章也没做决定,就那么拖着,结果是情况越来越糟糕,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时的心理,他是把中国和日本的两国之争,当成了自己官员之间的互相倾轧,相当于把婆媳妯娌之间的小伎俩、后宫争斗的小伎俩、官场争斗的小伎俩用到了世界的外交舞台。日本进军朝鲜时,他根本没判断出会有那么大的战争,而是认为清军在那儿待着,就不至于出大事,挨过一刻是一刻,再等其他列强一调停,事情就解决了。他就这么想问题的,而且他还尽量瞒报,不让慈禧太后和其他大臣知道。
李鸿章为什么不打这一仗呢?有研究说他知道自己的部队没有能力打。不对。从实际作战过程来看,如果前期陆军配合好,不比日军差,清军是能占住朝鲜的,即使在李鸿章决策失误的情况下,朝鲜陆战中国和日本也是打了个平手。那么海战呢?实际上,当时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比,在船只配备和武器装备上,各有长短,即使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水师失败,但主力舰“定远”和“镇远”仍在,并没有失去作战能力,可惜北洋水师最后却是投降了。投降和被歼灭完全是两件事情,被歼灭那是你本事不如人,没有了作战能力,被灭了应该,投降却是你还有作战能力,只是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而已,就这么低头了。倘若李鸿章一开始就下死命令,命令部队不惜一切去打,整个战争或许就会不一样。历史不能假设,真实情况是他打得不坚决,撤得也不果断,首鼠两端,试图用拖、黏的办法把事情维持下去,这就有问题了,世界并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来运行的。
其三是败在没有正确的战术措施。这一点李鸿章也要负责任。比如北洋水师成立以后,水军和陆军该如何配合的问题就一直不明确,现在战争来了,水师和陆军果然没有很好配合作战,不是不想,是不知道咋配合。又比如,在北洋水师并没有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就命令其撤回旅顺、威海各港,避战自保,把制海权让给了日军,后来在后勤基地旅顺被日军攻占时,甚至都没有派兵去增援。
甲午海战,损失惨重,清政府不仅丢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而且还丢了本土土地,台湾正式割让了出去,辽东半岛虽被赎回,但被俄国人占去了,在日俄战争后,还是被日本人给占了。
甲午战争之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也就发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此之前,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一直到甲午战争前搞北洋水师演习、甚至在打的过程中传假战报的时候,还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副强大的局面,但一瞬间,一切都坍塌了。
7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他又有过怎么样的反思和总结呢?
首先他认为自己的事业都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一落千丈,他这样说:“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中日一战,至此还是认识不清,中日交涉在他看来是无端而起,这确实不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说的话。同时,北洋水师没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签了,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如他自己的身后名更为重要。
其次,李鸿章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责任并不在于自己。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表,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充满了推诿,没有一星半点的负责任精神,读后让人一声叹息,我们不禁要反问:既然你都知道自己干的是纸糊的活儿,怎么向政府要军费的时候不这么说呢?反而是瞒和骗呢?
其三,对于朝政争斗,他采取的是暗斗的方式,比如他坚决不从大学士之位上隐退,是他认为翁同龢想谋此位,因此他说:“我偏不告退,让他想死。”又说:“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辈捉弄耶?”
甲午海战虽然失败,但李鸿章还是在慈禧面前说话有分量的人物,但对于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他并没有过多参与。戊戌变法,他既没支持也没反对,他搞东南互保,也仅仅是自保和维持治安。他和孙中山联系过,但他没有造反,最后还是跟着慈禧太后走了,替她签了《辛丑条约》,这时他人也老了,思想也更加老了,更加没有活力了。
8
现在距离李鸿章去世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拥有李鸿章这样灵魂的人还大有人在,我们时不时就能碰到这位故人、这个老朋友,他就活在现在、活在当下,他还在影响着我们。
李鸿章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世界潮流,什么是现代世界,什么是现代文明的本质,所以在基本认识上,他用天生的生命本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一套观念来理解现代的文明世界,那么,就必然会有很多误读、错读,甚至故意把它引到错的地方去。不能把形式上接受了坚船利炮、电报铁路等器物当成现代化,也不能把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模仿西方就当成是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灵魂上的,如果不改造灵魂,不让中国人的灵魂经受现代文明的彻底洗礼,一切仍是纸糊的,一戳就破。
李鸿章就是一个披着现代化外衣的骗子,他不是骗世界而是骗自己。一个骗自己的人、活在旧世界里的人,必然会遭遇甲午战争,必然会遭遇八国联军,必然会遭遇分崩离析。这样的人,是走不进新世界的,一定会被新世界淘汰的。
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2017年第3期
编辑: 九章 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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