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者虽为王，但历史不是为王者所随意编撰的。破除迷信，尊重历史，尊重科学，传承中华酿酒精髓，去除糟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才是中国酒业发展的正确出路。
酱香型白酒诞生于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茅台镇原本只是赤水河边的一个小渔村，后来因运盐周转，成了川盐销往贵州的边岸。到了仁怀的茅台村，水路不能再往上行，需全部卸船进仓，然后再人背马驮，分运贵阳、安顺两路销售贵州。
茅台村由此开始形成一个川盐销黔的转运站和货物集散地，山西、陕西盐商云集，到清康熙年间，已发展成为江边的繁华小镇。于是，山陕商人就把山西汾酒的种子传播到了茅台村。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一套“西南丛书”。其中的第二册为1939年编的《贵州经济》，作者是张肖梅。
张肖梅是民国期间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她发起成立的著名企业家协会“星五聚餐会”，影响很大。由她主编的书籍应该是很严谨的，可信度较高。
《贵州经济》有关于山西汾酒与茅台镇白酒之间渊源关系的记载：“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满清咸丰(1851-1861)以前，有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曰茅台酒。”
茅台镇白酒吸取了山西汾酒工艺和陕西白酒工艺的精华，山西人在茅台镇开始酿制烧酒的时间是在满清咸丰之前。
何辑五，先后任贵阳市市长、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47年，时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的何辑五，编著出版了《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一书，书中载：“……黔中业盐者，多为秦晋商人，……当时盐商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仿汾酒酿造方法，设厂酿酒，用以自奉，并不外售。至咸丰年间，因秦晋商人歇业还乡，即将所设盐号，及茅台酒厂，售予本省先贤华桎坞先生继续经营，仍沿用成义酒坊名称(即简称华茅)。”
这个资料表明，茅台镇白酒的历史，咸丰年间是个分水岭。之前，山陕商人成立了“成义酒坊”，用汾酒技术制造白酒，咸丰年间盐号业务和制酒业务全部出让给贵州本地人。
此外，195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国的贵州》记载茅台酒是“清朝山西人经商于茅台镇，依汾酒制法而兴。” 由贵州省工商联编辑、1980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贵州茅台酒史》中记载茅台酒是“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
茅台酒的工艺发展路线，也清楚地表明了它与汾酒的渊源关系
贵州成义酒房最后一位经营者华问渠先生说“1860年，成义酒房成立。
并且在书中对当年茅台酒的产量一直上不去的原因，作了详细客观的分析：“ 制酒原料——高粱和小麦采购困难，确为酒产量不能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酒的原料一向都是就地取材，在茅台附近收购。由于高粱、小麦非当地主要粮食，产量少而来源零星，加以运输不便，和有季节的限制，这一切都大大限制了原料的购入。“
道光年间(1841年)编辑出版的《遵义府志》一书，曾转录《田居蚕食录》的记载：“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纯用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之。制法：煮料和曲纳地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曰白水曲。黔又通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
《田居蚕食录》，成书在道光年间。从该书的记载看，至少到道光年间，茅台酒的酿造工艺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单从文义分析，类似于山西酒师在陕西发明的酿酒工艺，使用地窖发酵，主要纯以高粱为原料，唯酒曲为小麦制成。
1936年编修的《续遵义府志》记载：“茅台酒，出仁怀县茅台村，黔省称第一。法纯用高粱作沙，煮熟和小麦曲三分，纳粮地窖中，经月而出蒸烤之，即烤而复酿。必经数回然后成，初曰生沙，三四轮曰燧沙，六七轮曰大回沙，以次概曰小回沙，终乃得酒可饮。”
从《遵义府志》到《续遵义府志》的95年间，茅台镇白酒的酿制工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关键的变化在于“烤而复酿，必经数回然后成。”
但是根据文义分析，到1936年时，茅台工艺尚未定型。
对于以上茅台酒工艺的发展变化，茅台酒厂自己曾作出过符合事实的说明。
翟旭龙先生在《酿酒史上的“丝绸之路” 》一文中引用了一条重要的资料：
“1973年，茅台酒厂代表在全国名白酒技术协作会上所作的题为‘发扬固有风格，提高产品质量’的发言中说：‘茅台酒相传始创于1700年左右。有陕西凤翔府岐山县郭姓盐商请了山西技师，仿汾酒与西凤酒的操作方法操作生产。
在这200多年的时间内，又吸收了南方小曲酒的作法，而形成了现在的这一套独特的工艺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