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一称的伟岸光华，在于我们的先祖们自创天立地来，就认为是因自己地处中央而得名。但这种认识有种种缺陷。第一，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均难承认自己所居处的地理空间为边缘。这应该是每一个民族集体精神中的“民族主义”精神所决定的。故中华民族的先祖们若只以地理位置来定义自己的位置居中央，是没有更优越的价值与意义，是没有其他国族能够承认这种纯地理定义的。
第二，在古代，一个国家或民族若要标明自己高于其他国族，或处于众国族的中心地位，首先不是地理位置，而更重要的必需是标明自己的宗教能力与文化程度，即文明水平高于其他国族。这样，方能使自己成为众国族中的主导，成为中心。这就像一个晚会，任何一个低水平的人站到会场中央去说上几句或几大段话，绝没有人会承认他是晚会的中心，但若是爱因斯坦出现在晚会中，哪怕他就是坐在最边末，最角落处，大家也会认为他是会场的中心一样。加之这个世界的地理空间与位置，很难有边末角落的方位可指认，故其宗教与文化程度，即文明程度的高低，对一个想要争长于周边地区的古代国家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第三，“中”字原始义，并非“中央”之义，而它是一个象形。“中”字的原始义应该是一种古代书籍。《国语楚语上》：“君则曰：‘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韦昭注：“执，谓把其录籍。”《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论之中。”孙治让《正义》：“孔广森云：《国语》‘左执鬼中’，韦昭曰：‘执，谓把其录籍。’然是狱讼之中，亦其录籍。”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云：“（中），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义。”现在我们从“中”的甲金文字形看，“口”为一圆筒，“丨”为书写刻划有文字之“策”书，“中”为插策书于圆筒内之状。其状略与我们今天的笔筒有些近似。那么“中”字，就是古代宗教书策之意。文字的原始，都是象形，“中”字以后才由“插于筒内的书策”之意，引申为“内”“里”等方位词的。
我认为，“中国”之称的原始，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及周边国族，应是取自其原始义，即——“有文字的国家”。这文字，我在《历史的荒原》一书中已论述了，只应是一种宗教文字。故“中国”的这种称谓中，开初包孕了两层涵义：（l）其地文化的发达。（2）宗教教化的高明与优越。古人类宗教文化在他们的生存意义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所以，自称为“中国”，这是向周边国族展示与说明自己是“文明之邦”、“宗教强大之邦”（因为这种文字是为提升宗教能力而产生的）。这种展示的语义中，当然相应地，也暗示了周边国族为“蛮夷之邦”的相对落后（古人所云的蛮夷之邦，其义为我们当今所不取）。中国几千年来都说自己是“文明之邦”、“礼义之邦”，实际上，这“文明之邦”就是得之于“中国”这一名称。“文明之邦”也应是“中国”这一称谓的正解与确解。
所以，“中国”这称谓的演变过程必然也必需是：标明自己的高度文明水准在先；次由于其国家形式与历史的变革，“中”字及字义的演变，此称谓变为标明自己是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群集”中心的意思在后；第三步，才由前两者演变为“地域的中心”之义。这是一个必由的命名与演变的严密逻辑过程与关系。但这三步的演化过程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后人由于古今字义的否隔，只见其尾，不观其始；只知其表，不明其里；进而忽视了的是“中国”一称中更多的文明与文化精神，而只安于把我们的祖先视为地理中心主义的妄自尊大，开口便说自己是处天底下地理中心的愚狂之人。
这样看来，我们伟大的先祖在世界的文化史中应该有两次，而绝不是现代中外学术界所认为的只有一次——唯一的流藻灿华的“四大发明”，才值得夸豪于世界。在远古，还有一次较早地发明宗教文字的事件，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值得夸豪于世界的（当时世界的含义并没有现在这么大）。
编辑： 九章丨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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