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匠心”一词突然兴起,很多的企业都在谈“匠心”与“匠人”。
那么究竟什么是“匠心”?
每当说起匠心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堆和“匠心”有关的词:独具匠心、匠心独运、匠心独妙、目营心匠等等。
就拿我们常用的“独具匠心”一词来做例子。这个词用以形容一件产品或作品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独特性。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有别于前辈们的创新,二是独一无二的特性。
在王士源编撰的《孟浩然集》中有这样一句“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匠心”精神。回溯中国的历史,不仅写文提倡“匠心”精神,纵观酒业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亦是充满了典型的“匠心独运”的。
细究起来,中国最早白酒的出现过程就非常“独具匠心”。要问中国酒业的“始祖”是谁,史学界一直没个定论,但是却有两个公认的候选人。
仪狄是候选之一,相传他为夏禹时期人。史籍中记载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这是说中国的酒从上古的三皇五帝时期就出现了。当时仪狄经过一番努力后酿出味道很好的美酒。
当时仪狄酿酒出来的酒是什么模样呢?
关于仪狄造酒的说法在《太平御览》中有所记载,“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醪,是一种浊酒,是用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和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醪糟有点相似。“变五味”,从字面意思理解是说仪狄酿造出来的酒具有多种味道变化。不过就以当时的生产力与酿酒工艺而言,这种“变五味”恐怕更多的是醪糟酒存储时间长短和温度不同,味道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史料典籍上对于仪狄酿酒过程言语不详,只有短短的“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于禹”描述,我们无法通过文字去探究其中的酿酒工艺。不过作为“酒业始祖”的候选人,我们仪狄一定也是身怀匠心,反复尝试了无数次才酿造出能进献给皇帝的美酒。
比起仪狄而言,“酒业始祖”的另外一个候选人杜康名气就要大很多。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初筮,正得云雷“,”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等千古名句将杜康的名望提到了酿酒业的云端,也将其捧到了其他匠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关于杜康如何酿酒的过程,史料典籍中的记载非常详细。
史书中记载道,当时善于农耕的黄帝在建立自己的部落后,在神农氏“尝百草,辨五谷“的帮助下,开始耕种粮食。当时黄帝的”粮站站长“就是杜康。由于当时皇帝占领的土地肥沃,加之几年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就越来越多。那时候肯定没有科学有效的粮食储存方法,于是杜康就把粮食堆在山洞里。
哪知道时间一场,潮湿的山洞让粮食都发了霉。于是杜康又赶紧将粮食搬到了干枯的树洞里。哪知道树洞里的粮食经过风水雨淋日晒之后慢慢地发酵了。从树洞里流出的“浑水“,把山羊兔子这些野兽都醉倒了。杜康发现了这种水的奇特之处,将树洞中渗出来的水盛了半罐去找黄帝了,黄帝尝了之后觉得这种水是有益的”元水“,后来又命仓颉给这种香味很浓的水起个名字,于是古体的“酒”字便诞生了。
后来皇帝命杜康继续观察树洞里面的粮食变化,仔细琢磨其中的道理。一来二去杜康便掌握了最早的酿酒工艺,成为了酒业的始祖。
我们仔细琢磨杜康酿酒的过程便不难发现,这其中也充满了“匠心独运“的过程。若是一般人见到放粮食树洞里水的怪异,定会避而远之,但是杜康却对其产生了好奇,进而开始研究其产生的过程。这恰好对应了”匠心“中的创新过程。若不是杜康秉持着一颗匠心锲而不舍的研究,或许我们见到”酒“的时间还会晚上许多年。
李太白曾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的确,在杜康或仪狄发明酒之后。数不尽的饮者以酒为媒,创造出了无数的佳篇美句,诸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皆为千古传唱。
如同见路人下棋就会技痒,总想上去指教一番。很多古代名人在“酒经考验”之后,也萌生出自己酿酒的想法,这其中也不乏匠心独运之作。
根据史料记载,白居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酒徒。白居易的诗歌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之称,这倒是和他喜欢狂饮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白居易笔下,既有“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时的肆意放纵,也有“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名姓日隐晦,形骸日变衰”的消沉,亦有“何如会亲友,饮此杯中物。能沃烦虑销,能陶真性出”时的感悟。
很少有人知晓,白居易不仅诗歌写得好,酿酒也有一手自己的绝技。相传在他为官之时,很大一部分精力便放到了研究“如何酿造出好酒”上面。一般来讲酒的好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水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白居易偏偏要打破这个经验桎梏。白居易通过反复研究,找到了一种通过改变配方,让“浊水”也能酿出好酒的办法。这在当时不得不说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创造性改良,我想这也是对酒爱到了骨子里才会舍得下大力气去研究改进,以至于白居易当时上任一年以来毫无政绩。
古代文人大多都有好酒的习惯。如果说白居易是沉迷于改良酿酒工艺,那么陶渊明则是纯粹的因为好酒而自酿酒。
陶渊明对于自己好酒的习惯倒是坦荡,在其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开篇便直接写道“性嗜酒”。他好酒到什么程度呢?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便是陶渊明种秫酿酒自饮的最真实写照。
陶渊明的一生就是在“种田—做官—种田”中不断往复。由于身处在东晋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不满现实的陶渊明只有沉醉于诗酒。“中筋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他饮酒最直接的目的。
不过由于陶渊明家室并不富裕,他饮的酒大多都是来自于自己种秫酿造所得。这也是他当时做官的动力之一。那个时候衙门有公田可以种粮,有了粮食就可以自己酿酒。于是陶渊明他就准备将公田全部都种上酿酒原料“秫”,甚至连吃饭的大事都忘记了。幸亏是她夫人据理力争才分出一半田地来种口粮。
说起名人自酿酒,就不得不提下面这位。如果说白居易和陶渊明都是因为好酒而自酿酒,那么这位就是因为酒量实在太小,而无意中发明出了一种新酒。
众所周知鸡尾酒算是一种混合饮料,它是由多种类型的六大基酒(金酒、伏特加、朗姆、龙舌兰、威士忌和白兰地等烈酒或葡萄酒混合而成。如果秉持这个概念的话,鸡尾酒发明者就不属于1776年的贝特西·弗拉纳根,而该属于宋朝的著名文学家苏轼。
苏轼算得上文人饮者中很特殊的一位,你别看他经常会写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这种荡气回肠的诗词来,其实苏轼的酒量很小。
苏轼的酒量小到什么程度呢?《书东皋子传后》记载道“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这句话大意就是苏轼喝了一天的酒,才喝了半升(五合为半升,宋朝半升约现在的三百毫升左右)。按照当时的酒精度数而言,这个“五合”大概相当于如今一瓶啤酒的量。
苏轼好酒却喝不得酒,那么平时启了泥封的酒如何保存呢?
苏轼在《书雪堂义墨》中自己写道,“合置一器中,谓之雪堂义樽。”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苏轼家北墙根放着一排酒坛子,每个坛子里都装着一些喝剩下来的酒。后来苏轼就把这些剩酒统统倒进一个大缸里,盖上盖子,封上黄泥。什么时候家里头来了客人,他就从这个大缸里舀酒待客。
这种“杂酒”也不晓得客人喝到嘴里是什么味道。我想如果当时苏轼有养鸡,恰好又顺手从鸡尾巴上拔根毛把酒搅匀,那么“鸡尾酒”说不定真的会提前900多年出现。
我想苏轼的“另类鸡尾酒”也算得上是“独具匠心”的另类展现吧。
如果要评选“不务正业”的古代名人,曹操大概能入得了三甲。
贴在曹操身上的标签很多,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三国演义》里被大火烧了几次的军事家,今存20多篇作品的文学家,字体如“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的书法家,此外他还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以及一个不怎么被人注意的身份:独具匠心的酿酒师。
历史典籍上鲜有记载道,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竟然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我国酿酒技术的革新。
曹操的故乡在沛国谯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亳州这个地方有非常悠久的酿酒历史,根据考古学家在亳州的尉迟寺史前遗址中发现的20多个类型的酒具来看,当地的酿酒历史可以推至公元5000年前左右。很多典籍中都记载了亳州历朝历代的名酒,其中“九酝春酒”就是因曹操而扬名的名酒。
相传曹操在少年时就发现家乡县令家中酿造的酒口感非常异于寻常,几经打听之下他发现是酿酒方法与其他酒不同,于是曹操就上了心。
在汉代由于制曲技术的发展,全国各地已经可以利用不同的谷物来制曲。这时既有便宜的“行酒”,又有少曲多米“一宿而熟”的“甘酒”,也有叫做“酣”的白酒,叫做“酾”,或“糟下酒”的红酒。而被曹操注意到的“九酝春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谓“春酒”,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春季酿的酒。“九酝春酒”恰是在“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的“春酒”。那么“九酝”又是什么意思呢?
“九酝”即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后来的《齐民要术》中就详细地记载了此种酿酒方法。酿酒时要求分次酘饭下瓮,初股、二股、三股,最多至十股,直至发酵停止酒熟止。“九酝春酒”即是用“九汲法”酿造的“春酒”。“三日一酝,满九斛米止”,也就是每隔三天投一次米,分九次投完九斛米。
这种新式酿酒法名为“补料发酵法”,曹操将其总结后献给了汉献帝刘协。
曹操在《上九酝酒法奏》中说:“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
从上面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看出,曹操不仅总结了“九酝春酒”的酿造工艺,甚至还提出了让酒味更醇厚浓烈的改进办法,“增为十酿”虽然记载简短,但是我们不能从中看出曹操的巧思和尝试。
对此,《齐民要术》的著者贾思勰解释道,“九酝用米九斛,十酝用米十烘,其用曲三十斤,但米有多少耳。”米多米少是由酒曲“杀米”,即曲对于原料米的糖化和酒精发酵的效率决定的。曲多酒苦,米多酒甜。所以《齐民要术》才会说用米多少,“须善候曲势:曲势未穷,米犹消化者,便加米,唯多为良。”,同时“味足沸定为熟。气味虽正,沸未息者,曲势未尽,宜更酘之;不酘则酒味苦,薄矣。”“九酝”的酒用三十斤曲“杀”九斛米,因曲多米少而“苦难饮”,再多投一瓮米,即增一酿,则曲、米之比恰到好处,酒亦“差甘易饮”了。
在奏折中曹操不仅总结了“九酝春酒”的酿造工艺,甚至还亲自酿制美酒。“九酝酒法”可谓是对当时亳州酿酒技术的总结,这也是历史上关于酿酒方法的较早的文字记载,同时也是中国白酒作为贡品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这一点来看,将曹操称作多才多艺的“匠人”也一点不违和。也只有曹操身怀独有的“匠心”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九酝酒法”,从而对亳州后来酿酒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上古先贤独具匠心酿出了酒,文人墨客匠心独妙酿出了新酒,一代枭雄匠心独运改良了酿酒工艺,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一个皇帝是如何目营心匠地酿出葡萄酒。
现在说到葡萄酒,大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些欧洲版图内的葡萄酒产区,岂知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已经有了自酿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主要原材料“葡萄”在中国经历了长达上千年的“驯化”过程。
中国最早关于“葡萄”的文字记载始于《诗经》,“六月食郁及薁”中的“薁”就是葡萄。不过这里的葡萄是一种野葡萄,按照我们现有的常识来推断,这种葡萄口感不会太好,甚至可能酸涩无比。
我们今天常见的葡萄大多是指来自欧洲的葡萄品种。这种葡萄和很多外来品种一样,也是经历了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之后才来到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欧洲的葡萄就随着商队到达了西域地区。不过因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阻隔,它并没有进入到中原地区,大概停留在了大宛国附近。大宛国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我们在很多典籍上见到的“西域美酒”便是出自这里。《史记·大宛列传》中便记载道,“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
“葡萄酒“就停留在这个在汉朝正西面,离汉朝大约一万里的位置,等待着汉武帝派人来采摘。
没错,这个自酿葡萄酒的皇帝就是鼎鼎有名的汉武帝刘彻。是他派遣了张骞出使西域,这一走就是13年。在这13年里面,张骞了解到了很多西域的风土民情,尤其是其丰富的水果品种和粮食作物引起了博望侯的注意。根据史料记载,张骞在大宛国吃了圆溜溜的葡萄,尝到了甘甜的葡萄酒。当他回国给汉武帝“汇报工作“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这两种东西。
后来大宛国内发生政变,新国王前来大汉朝贡时带来了汗血宝马、苜蓿以及葡萄。汉武帝早听张骞说过葡萄,于是赶紧让人在宫殿周围大面积种植了葡萄,按照《太平御览》上面的说法是“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后来他甚至还不远万里地从西域招来了“最正宗“的酿酒工匠。汉武帝刘彻在当时可谓是最大的葡萄酒庄主。
根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对这片葡萄园“日日观之“,甚至还会在询问酿酒师之后,自己亲手修剪枝叶。可以说刘彻对于这片葡萄园和其背后的葡萄酒是”爱到心里头“了。
葡萄酒酿造出来以后,刘彻宴请手下的大臣们,听取他们喝了葡萄酒之后的感觉。通过刘彻不断地主导改良葡萄的品种和酿造技术,从汉代起到唐代葡萄酒都在贵族间风靡不衰。
这其中自然有刘彻独具匠心的种植新式葡萄品种,也有他对葡萄酒酿造工艺改良的促进。
可惜到了东汉末年,由于连年的战乱和国力衰微,皇室主导的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几乎到了停滞的阶段。由于产量少,葡萄酒变得异常珍贵起来。根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记载,“(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大意就是孟佗这个人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的位置。
纵观中国整个酿酒史,期间不乏各种独具匠心的酿酒师。他们有些因好酒而秉持着一颗匠心去专研酿酒之道,有些抱着玩票的心情灵光乍现地酿造出了新酒,也有人为了喝上一口心目中的美酒倾其所有。
无论抱着何种目的,中国酿酒业从古至今充满了令人折服的“匠心独运”,令人惊叹的“独具匠心“,令人羡慕的”目营心匠“。中国酒业的”匠心“不止于古,不限于今。以前有独具匠心的匠人们在酒业大放光彩,现在也有身怀匠心的酿酒师们带领中国酒业熠熠生辉。